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3)_魯迅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3)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關係。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於這口號的態度上。他們既說這是「標新立異」⒀，又說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我真料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不是「漢奸」的口號，那就是一種抗日的力量；為什麼這是「標新立異」？你們從那裡看出這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⒁還要狹小的氣魄。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並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也並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注過冊。但現在文壇上仿佛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⒂裡是並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無誤及其與「國防文學」口號之關係。──我先得說，前者這口號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⒃，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⒄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著，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討。但問題不在這口號由誰提出，只在它有沒有錯誤。如果它是為了推動一向囿於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它是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裡去的不正確的意見，為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它是正當的，正確的。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隨便說句「標新立異」就完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號，是胡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這樣的口號，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標準，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號，如聶紺弩⒅等所致的錯誤，那麼這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並不相干的。這裡的「大眾」，即照一向的「群眾」，「民眾」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眾」這意思呢。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號之一，為的是「國防文學」這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確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為存在對於抗日運動有利益。我以為這兩個口號的並存，不必像辛人⒆先生的「時期性」與「時候性」的說法，我更不贊成人們以各種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上。如果一定要以為「國防文學」提出在先，這是正統那麼就將正統權讓給要正統的人們也未始不可，因為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儘管喊口號，爭正統，固然也可作為「文章」，取點稿費，靠此為生，但儘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計。

　　最後，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幾件事。徐懋庸說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長著惡劣的傾向。我就檢查我這半年的言行。所謂言者，是發表過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對訪問者談過一些閑天，對醫生報告我的病狀之類；所謂行者，比較的多一點，印過兩本版畫，一本雜感⒇，譯過幾章《死魂靈》[21]，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22]，此外，也並未到過鹹肉莊[23]或賭場，並未出席過什麼會議。我真不懂我怎樣助長著，以及助長什麼惡劣傾向。難道因為我生病麼？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個說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鬥。

　　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係。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於文學工作上的關係，雖然還不能稱為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內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徐懋庸說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後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胡風我先前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24]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25]，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26]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最近的則如《現實文學》[27]發表了 OV 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後，《社會日報》就說 OV 是胡風，筆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28]向傅東華抗議刪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後是我和胡風。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29]。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個青年，不是被指為「內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離，終於在街上流浪，無處可歸，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麼？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為「內奸」，然而不是因為參加了英勇的戰鬥，現在坐在蘇州獄中，死活不知麼？這兩個青年就是事實證明了他們既沒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過堂皇的悔過的文章，也沒有像田漢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戲[30]。同時，我也看人：即使胡風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並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眾化，但他明明是有為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機，也無法抹殺的。

　　【注釋】

　　⒀徐懋庸的話見於他在《光明》半月刊創刊號（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發表的《「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一文：「關於現階段的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文學，早已有人根據政治情勢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傾向，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而且已經為大眾所認識，所擁護。但在胡風先生的論文裡，對於這個口號……不予批評而另提關於同一運動的新口號，……是不是故意標新立異，要混淆大眾的視聽，分化整個新文藝運動的路線呢？」

　　⒁「白衣秀士」：王倫小說《水滸傳》中的人物，見該書第十九回。

　　⒂即收入本書的《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⒃胡風的這篇文章，題為《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發表于《文學叢報》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其中提到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

　　⒄茅盾：沈雁冰的筆名，浙江桐鄉人，作家、文學評論家、社會活動家，文學研究會的主要成員。著有長篇小說《子夜》《蝕》等。

　　⒅聶紺弩：參看本卷第25頁注②。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夜鶯》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發表的《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一文中說：「無疑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在現階段上是居於第一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說：『會統一了一切社會糾紛的主題。』」「只要作家不是為某一個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效力的，只要他不是用封建的，色情的東西來麻醉大眾減低大眾底趣味的，都可以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之下聯合起來。」

　　⒆辛人：即陳辛仁，廣東普寧人。當時是東京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他在《現實文學》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發表的《論當前文學運動底諸問題》一文中說：「我認為國防文學這口號是有提倡底必要的，然而，它應該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底主要的一部分，它不能包括整個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底內容。以國防文學這口號來否定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是和用後者來否定前者同樣地不充分的。國防文學這口號底時候性不能代替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底時期性，同樣地，在時期性中也應有時候性底存在……在一個時期性的口號下，應該提出有時候性的具體口號，以適應和引導各種程度上的要求；因為後者常常是作為容易感染普通人民的口號的緣故。」

　　⒇兩本版畫：指作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翻印的《死魂靈百圖》和七月編印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都由作者以「三閒書屋」名義自費印行。一本雜感，指《花邊文學》，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聯華書局出版。

　　[21]《死魂靈》：俄國作家果戈理的長篇小說。這裡說的「譯過幾章」，指魯迅於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續譯的該書第二部殘稿三章。

　　[22]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上的簽名。這個宣言曾刊載于《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和《文學叢報》第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23]鹹肉莊：上海話，一種變相的妓院。

　　[24]指沈端先（夏衍）。

　　[25]田漢：參看本卷第214頁注⑨。周起應，即周揚，湖南益陽人，文藝理論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人之一。還有另兩個，指沈端先和陽翰笙。

　　[26]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詩人、翻譯家。曾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被捕。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大晚報》刊出了穆木天等脫離「左聯」的報道。

　　[27]《現實文學》：月刊，尹庚、白曙編輯，一九三六年七月在上海創刊。第三期改名《人民文學》，後即停刊。該刊第一期發表了OV（馮雪峰）筆錄的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二文。

　　[28]周文（1907─1952）：又名何穀天，四川滎經人，作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員。他的短篇小說《山坡上》在《文學》第五卷第六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發表時，曾被該刊編者傅東華刪改；因而他在同刊第六卷第一號（一九三六年一月）發表給編者的信表示抗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社會日報》發表了署名黑二的《〈文學〉起內哄》一文，其中說：「周文是個筆名，原來就是何穀天，是一位七、八成新的作家。他後面，論『牌頭』有周魯迅，講『理論』有左翼社會主義的第三種人的民族文學理論家『胡風、谷非、張光仁』。」

　　[29]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社會日報》刊登虹兒的《魯迅將轉變？谷非、張光人近況如何？》一文，其中說：「刻遇某文壇要人，據謂魯迅翁有被轉變的消息。……關於魯迅翁的往哪裡去，只要看一看引進員谷非、張光人、胡豐先生的行動就行了。」

　　[30]田漢，於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捕，同年八月經保釋出獄後，曾在南京主持「中國舞臺協會」，演出他所編的《回春之曲》《洪水》《械鬥》等劇。以後接受了黨組織的批評，中止了這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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