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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1)


  一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卻全部是文言的。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只有白話詩;至於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裡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裡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L.Andreev)式的陰冷。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

  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麼小說的作家。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從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到次年主幹者們出洋留學而消滅的兩個年中,小說作者就有汪敬熙,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和葉紹鈞。自然,技術是幼稚的,往往留存著舊小說上的寫法和語調;而且平鋪直敘,一瀉無餘;或者過於巧合,在一刹時中,在一個人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是這時的作者們,沒有一個以為小說是脫俗的文學,除了為藝術之外,一無所為的。他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雖然也沒有設定終極的目標。

  俞平伯的《花匠》以為人們應該屏絕矯揉造作,任其自然,羅家倫之作則在訴說婚姻不自由的苦痛,雖然稍嫌淺露,但正是當時許多智識青年們的公意;輸入易蔔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機運,這時候也恰恰成熟了,不過還沒有想到《人民之敵》和《社會柱石》。楊振聲是極要描寫民間疾苦的;泛敬熙並且裝著笑容,揭露了好學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災難。但究竟因為是上層的智識者,所以筆墨總不免伸縮於描寫身邊瑣事和小民生活之間。後來,歐陽予倩致力於劇本去了;葉紹鈞卻有更遠大的發展。汪敬熙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創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選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終於沒有自覺,或者忘卻了先前的奮鬥,以為他自己的作品,是並無「什麼批評人生的意義的」了。序中有雲──

  「我寫這些篇小說的時候,是力求著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我只求描寫的忠實,不攙入絲毫批評的態度。雖然一個人敘述一件事實之時,他的描寫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觀之影響,但我總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竭力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

  「因為持了這種客觀態度的緣故,我這些短篇小說是不會有什麼批評人生的意義。我只寫出我所見的幾種經驗給讀者看罷了。讀者看了這些小說,心中對於這些種經驗有什麼評論,是我所不問的。」

  楊振聲的文筆,卻比《漁家》更加生髮起來,但恰與先前的戰友汪敬熙站成對蹠:他「要忠實於主觀」,要用人工來製造理想的人物。而且憑自己的理想還怕不夠,又請教過幾個朋友,刪改了幾回,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說《玉君》,那自序道──

  「若有人問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沒有一個小說家說實話的。說實話的是歷史家,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

  歷史家用的是記憶力,小說家用的是想像力。歷史家取的是科學態度,要忠實於客觀;小說家取的是藝術態度,要忠實於主觀。一言以蔽之,小說家也如藝術家,想把天然藝術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與意志去補天然之缺陷。」

  他先決定了「想把天然藝術化」,唯一的方法是「說假話」,「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於是依照了這定律,並且博采眾議,將《玉君》創造出來了,然而這是一定的:不過一個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們此後也不再見這位作家的創作。

  【注釋】

  本篇最初印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是從一九一七年新文學運動開始到一九二六年十年間的創作和理論的選集,計分文學建設理論、文學論爭、小說(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詩歌、戲劇、史料·索引等共十冊,趙家璧主編,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發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出齊。魯迅負責編選的《小說二集》,是那一時期在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兩個團體以外的作家的作品,於一九三五年一月開始編選,至二月底選訖,五月間又最後刪定,七月間出書,共收三十三位作者的小說五十九篇。

  《新青年》:參看本卷第74頁注。該刊第二卷第五號(一九一七年一月)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第六號又發表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

  蘇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穀,後為僧,號曼殊,廣東中山人,文學家。曾參加南社。著有小說《斷鴻零雁記》等。《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月)發表他的小說《碎簪記》。

  陳嘏:當時的一個翻譯家。《新青年》自創刊號(一九一五年九月)至第二卷第二號(一九一六年十月)止曾連載他翻譯的屠格涅夫的小說《春潮》和《初戀》。

  劉半農:參看本卷第73頁注。他所譯葡萄牙席爾窪的小說《歐洲花園》發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三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

  胡適:參看本卷第15頁注。當時他是《新青年》雜誌的編者之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一九一七年二月)發表了《白話詩八首》,在第三卷第一號(一九一七年三月)發表過所譯莫泊桑的小說《二漁夫》等。

  果戈理:參看本卷第148頁注。《狂人日記》,短篇小說,內容描寫一個小職員因愛慕上司的女兒而發狂的故事。

  尼采:參看本卷第40頁注。這裡所引的話見《劄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序言》第三節。

  安特萊夫(Л.П.Андреев,1871─1919):俄國作家。作品多描寫人生的陰暗面,有悲觀主義氣息。著有中篇小說《紅的笑》等。

  《新潮》綜合性月刊,新潮社編,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於北京,不久主要成員傅斯年、羅家倫等赴歐美留學後,該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第三卷第二號停刊。

  俞平伯:浙江德清人。文學家。他的短篇小說《花匠》發表于《新潮》第一卷第四號(一九一九年四月)。

  羅家倫(1897─1969):浙江紹興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後來成為國民黨政客。這裡指的是他的短篇小說《是愛情還是苦痛?》,發表於《新潮》第一卷第三號(一九一九年三月)。

  易蔔生:參看本卷第69頁注。他在《娜拉》和《群鬼》中提出了婚姻和家庭的改革問題;在《國民之敵》和《社會柱石》中提出了社會的改革問題。《娜拉》和《國民之敵》曾譯載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易蔔生號」(一九一八年六月)。

  楊振聲(1890─1956):山東蓬萊人,小說家。曾任北京大學、武昌大學教授。他的短篇小說《漁家》發表於《新潮》第一卷第三號,描寫在漁霸剝削和警察勒索下的漁民的悲慘遭遇。

  汪敬熙(1897─1968):浙江杭縣人,小說家。曾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這裡所說「好學生的秘密」,指短篇小說《一個勤學的學生》,發表於《新潮》第一卷第二號(一九一九年二月);「苦人的災難」指短篇小說《雪夜》,發表於《新潮》第一卷第一號。後來他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三、二十四號(一九二五年五月)上發表了短篇小說《瘸子王二的驢》等。他的短篇小說集《雪夜》收作品九篇,一九二五年十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歐陽予倩(1889─1962):湖南瀏陽人,戲劇家。《新潮》第一卷第二號曾發表他的短篇小說《斷手》。

  葉紹鈞:字聖陶,江蘇吳縣人,作家,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著有童話集《稻草人》、長篇小說《倪煥之》和短篇小說集《隔膜》《火災》等。

  《現代評論》:綜合性週刊,胡適、陳源、王世傑、徐志摩等人主辦的同人雜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創刊於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八卷第二〇九期停刊。這個雜誌的主要成員被稱為「現代評論派」,他們原依附北洋政府,後來轉而投靠國民黨政權。

  《玉君》:一九二五年二月出版,現代社發行,《現代叢書》之一。作者在該書《自序》的末尾說:「先謝謝鄧叔存先生,為了他的批評,我改了第一遍。再謝謝陳通伯先生,為了他的批評,我改了第二遍。最後再謝謝胡適之先生,為了他的批評,我改了第三遍。」

  按鄧叔存即鄧以蟄,陳通伯即陳源,胡適之即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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