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後雜談(2)_魯迅

病後雜談(2)

　　二

　　為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後來一想，這於「雅」並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⑦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乾不淨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為雅人。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卻算盤，那麼，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可就成為「杭育杭育派」⑧了。這關鍵，只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卻是永遠執著，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這和時而「敦倫」⑨者不失為聖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稱為「登徒子」⑩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認「俗」，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娵隅躍清池」⑾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面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於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裡的是《蜀碧》⑿。

　　這是蜀賓⒀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高抬貴手》⒁，都是講張獻忠⒂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裡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還是為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臟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於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於「大辟」一等。對於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它縫起來。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兇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只將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裡面裝著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上面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⒃式，見於屈大均的《安龍逸史》⒄，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時是永曆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曆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為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禦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党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於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僕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為秦王，後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為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於建文帝的景清⒅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裡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揎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願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裡受傷，永不全愈的。殘酷的事實盡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⒆的意思。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瀟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致，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僕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⒇，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莊》[21]，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就很富於詩趣。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譚嗣同[22]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23]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種詩選裡都不載，也不能賣錢。

　　【注釋】

　　⑨「敦倫」：意即性交。清代袁枚在《答楊笠湖書》中說：「李剛主自負不欺之學，日記云：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至今傳為笑談。」按：李塨（1659─1733），字剛主，清代經學家。

　　⑩「登徒子」：宋玉曾作有《登徒子好色賦》，後來就稱好色的人為登徒子。按宋玉文中所說的登徒子，是楚國的一個大夫，姓登徒。

　　⑾「娵隅躍清池」：《世說新語·排調》載：「郝隆為桓公（按即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⑿《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共四卷。內容是記述張獻忠在四川時的事蹟，書前有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作的自序，說明全書是他根據幼年所聞張獻忠遺事及雜采他人的記載而成。

　　⒀蜀賓：許欽文的筆名。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魯迅日記》：「晚欽文來，並贈《蜀碧》一部二本。」

　　⒁《蜀高抬貴手》：清代劉景伯著，共八卷。內容雜錄明季遺聞，與《蜀碧》大致相似。

　　⒂張獻忠（1606─1646）：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崇禎三年（1630）起義，轉戰陝西、河南等地。崇禎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國。清順治三年（1646）出川途中，在川北鹽亭界為清兵所害。舊史書中常有關於他殺人的誇大記載。

　　⒃孫可望（？─1660）：陝西米脂人，張獻忠的養子及部將。張敗死後，他率部從四川轉往貴州、雲南。永曆五年（1651）他向南明永曆帝求封為秦王，後遣兵送永曆帝到貴州安隆所（改名為安龍府），自己則駐在貴陽，定朝儀，設官制；最後投降清朝。

　　⒄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廣東番禺人，明末文學家，清兵入廣州前後曾參加抗清活動，失敗後一度削髮為僧。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詩外》、《廣東新語》等。《安龍逸史》，清朝禁毀書籍之一，作者署名滄洲漁隱（據《禁書總目》，又一本署名溪上樵隱），被列入「軍機處奉准全毀書」中。一九一六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安龍逸史》，分上下二卷，題屈大均撰；但內容與《殘明紀事》（不署作者，也是軍機處奉准全毀書之一）相同，字句小異。

　　⒅景清：真甯（今甘肅正寧）人，建文帝（朱允吧）時官御史大夫。據《明史·景清傳》載，成祖（朱棣）登位，他佯為歸順，後以謀刺成祖，磔死。他被剝皮事，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壬午殉難》：「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朝畢，出禦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禦袍。乃命剝其皮，草櫝之，械系長安門。」

　　⒆「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語見《孟子·梁惠王》。

　　⒇看書的好姿勢：《論語》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載有黃嘉音作的一組畫，題為《介紹幾個讀論語的好姿勢》，共六圖，其中之一為「遊蛟伏地式」，畫的是一人伏在地上看書。作者在這裡順筆給以諷刺。

　　[21]袁中郎（1568─1610）：名宏道，字中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明代文學家。他與兄宗道，弟中道，反對文學上的擬古主義，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世稱「公安派」。當時林語堂、周作人等提倡「公安派」文章，借明人小品以宣揚所謂「閒適」、「性靈」。《廣莊》是袁中郎仿《莊子》文體談道家思想的作品，並七篇，後收入《袁中郎全集》。

　　[22]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湖南瀏陽人，清末維新運動的重要人物，戊戌政變中犧牲的「六君子」之一。「閉門投轄思張儉」，原作「望門投止思張儉」，是他被害前所作七絕《獄中題壁》的第一句。張儉，後漢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靈帝時官東部督郵。《後漢書·黨錮列傳》載：他的仇家「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閉門投轄」是漢代陳遵好客的故事，見《漢書·遊俠列傳》。）

　　[23]秋瑾（1879？─1907）：字璿卿，號競雄，別署鑒湖女俠，浙江紹興人，反清革命團體光復會主要人物之一。一九〇七年七月，她因籌劃起義事泄，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夏曆六月初六）被害於紹興城內軒亭口。陳去病在《鑒湖女俠秋瑾傳》中敘述秋瑾受審時的情形說：「有見之者，謂初終無所供，惟于刑庭書『秋雨秋風愁殺人』句而已。」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