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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外文談(3)


  五 古時候言文一致麼?

  到這裡,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麼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有那麼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裡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採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麼,古書裡採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21],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22]記的就兩樣。

  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縫;
  一鬥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
  一鬥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面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只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裡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 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

  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裡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只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23],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著什麼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

  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裡;克羅蒂亞(Kroatia)[24],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只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25]。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26],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27],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28]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裡面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29],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30]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麼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裡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只要教給「千字課」[31]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裡。

  【注釋】

  這裡指胡適。胡適著的《國語文學史》於一九二七年出版時,黎錦熙在該書的《代序》中說,這部文學史所以始于戰國秦漢而不包括《詩經》,是因為胡適要從他認為語言文字開始分歧的時代寫起。《代序》不同意戰國前語文合一的看法。一九二八年胡適將此書修訂,抽去《代序》,改名《白話文學史》出版,在第一章說:「我們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當戰國的時候中國的文體已經不能與語體一致了。」仍堅持他的戰國前言文一致的看法。

  《書經》「即《尚書》,儒家經典之一。我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蹟的著作的彙編。

  司馬遷(約前145─約前86)」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曾任太史令。他所撰的《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從上古起到漢武帝止)。

  「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語見《史記·陳涉世家》。據唐代司馬貞《索隱》:「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按: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又據南朝宋裴駰《集解》:「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

  [21]《淮南王歌》:淮南王指漢文帝之弟劉長,他因謀反為文帝所廢,流放蜀郡,中途絕食而死。後來民間就流傳出這首歌謠。

  [22]《漢書》:東漢班固編撰的西漢史,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前漢紀》,即《漢紀》,東漢荀悅撰,編年體西漢史,內容多取材《漢書》,有所增補。這裡所引的前一首見《漢書·淮南王傳》,末句無「能」字,《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所載與引文同;後一首未見於《前漢紀》,漢代高誘的《淮南鴻烈解敘》載有此歌,首句作「一尺繒,好童童」,末句作「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23]「藏之秘閣,副在三館」:秘閣、三館都是藏書的地方。《宋史·職官志》載:「國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988)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擇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及內出古畫墨蹟,藏其中。」

  [24]克羅蒂亞:通譯克羅地亞,現在是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成員國之一。

  [25]楊雄(前53─18):一作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西漢文學家、語言文字學家。著有《法言》、《太玄經》及其他文賦。《漢書·揚雄傳》載,「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據唐代顏師古注,奇字即「古文之異者」。《方言》,全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相傳為揚雄所作,共十三卷,內容雜錄中國各地同義異字之字一萬一千餘。劉歆(約前53─23),字子駿,沛(今江蘇沛縣)人,西漢學者。他在《與揚雄從取方言書》中說:「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篆,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揚雄在《答劉歆書》中卻說:「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複論思詳悉集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跳黃浦」是通行於上海的話,意即自殺。

  [26]樊宗師(?─約821):字紹述,河中(今山西永濟)人,唐代散文家。曾任綿州、絳州刺史。他的文章艱澀,難以斷句,如《絳守居園池記》的第一句「絳即東雍為守理所」,有人斷為「絳即東雍,為守理所」,也有人斷為「絳,即東雍為守理所」。

  [27]李賀(790─816):字長吉,昌谷(今河南宜陽)人,唐代詩人。他的詩立意新巧,用語奇特,不易理解。《新唐書·李賀傳》說他「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

  [28]《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間張玉書、陳廷敬等奉旨編纂的大型字典,四十二卷,收四萬十千餘字,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行。

  [29]錢坫(1744─1806):字獻之,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清代漢學家。善寫小篆。劉熙,字成國,漢代北海(今山東濰坊)人,訓詁學家。所著《釋名》,八卷,共二十七篇,是一部解釋字義的書。

  [30]錢玄同(1887─1939):名夏,字德潛,浙江吳興人,文字音韻學家。他曾用《說文解字》中的篆體字樣抄寫章太炎的《小學答問》,由浙江官書局刊刻行世。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學者。他所作的《小學答問》是據《說文解字》解釋本字和借字的流變的書。

  [31]「千字課」: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創辦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編纂《平民千字課本》,作為成年人補習常用漢字的讀本。後來一些書店也仿照編印了類似讀本。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三期發表彭子蘊的《大眾語與大眾文化的水準問題》一文,其中說:「現在市場上有一種叫做《平民千字課》的書,是真用來教有所謂大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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