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地書·原信(106)_魯迅

一〇六

　　廣平兄：

　　今天早上寄了一封信。現在〈是〉雖是星期日，郵政代辦所也開半天了。我今天也起得早，因為平民學校成立大會要我演說，我說了五分鐘，又恭聽校長輩之胡說至十一時，溜出會場，再到代辦所去一看，果然已有三封信在：兩封是七日發的，一封是八日發的。

　　金星石雖然中國也有，但看印盒的樣子，還是日本做的，不過這也沒有什麼關係。「隨便叫它曰玻璃」，則可謂胡塗，玻璃何至於這樣脆？若夫「落地必碎」，則凡有印石，大抵如斯，豈獨玻璃為然。可惜的是包印章者，當時竟未細心研究，因為注意移到包裹之白包上去了，現在還保存著。對於這，我倒立刻感覺到是用過的。特買印泥，亦非多事，因為非如此，則不舒服也。

　　此地冷了幾天，但夾袍亦已夠，大約穿背心而無棉袍，足可過冬了。背心我現穿在小衫外，較之穿在夾襖之外暖得多，或者也許還有別種原因。我之失敗，我現在細想，是只能承認的。不過何至於「沒出色〔息〕」？天下英雄，不失敗者有幾人？恐怕人們以為「沒出色〔息〕」者，在他自己正以為大有「出色〔息〕」，失敗即勝利，勝利即失敗，總而言之，就是這樣，莫名其妙。置首於一人之足下，甘心什倍于戴王冠，久矣夫，已非一日矣……。

　　近來對於廈大一切，已不過問了，但他們還常要來找我演說，一演說，則與當局者的意見，一定是相反的，此校竟如教會學校或英國人所開的學校；玉堂現在亦深知其不可為，有相當機會，什九是可以走的。我手已不抖，前信竟未說明。至於寄給《語絲》的那篇文章，因由未名社轉寄，被他們截留了，登在《莽原》第廿三期上。其中倒沒有什麼未盡之處。當時著作的動機，一是憤慨于自己為生計起見，不能不戴假面；二是感得少爺們于我，見可利用則盡情利用，倘覺不能利用則便想一棒打殺，所以很有些哀怨之言。寄來時當寄上；不過這種心情，現在也已經過去了。我時時覺得自己很渺小；但看少爺們著作，竟沒有一個如我，敢自說是戴著假面和承認「黨同伐異」的，他們說到底總必以「公平」自居。因此，我又覺得我或者並不渺小；現在故意要輕視我和罵倒我的人們的眼前，終於黑的妖魔似的站著L．S.兩個字，大概就是為此。

　　我離廈門後，恐怕有幾個學生要隨我轉學，還有一個助教也想同我走，因為我的金石的研究於他有幫助。我在這裡常有學生來談天，弄得自己的事無暇做；倘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將來擬在校中取得一間屋，算是住室，作為豫〔預〕備功課及會客之用，而實不住。另在外面覓一相當地方，作為創作及休息之用，庶幾不至於起居無節，飲食不時，再蹈在北京時之覆轍。但這可待到粵時再說，無須「未雨綢繆」。總之：我的意見，是想少陪無聊之訪問之客而已。倘在學校，大家可以直沖而入，殊不便也。

　　現在我們的飯是可笑極了，外面仍無好的包飯處，所以還是從本校廚房買飯，每人每月三元半，伏園做菜，輔以罐頭。而廚房屢次宣言：不買菜，他要連飯也不賣了。那麼，我們為買飯計，必須月出十元，一併買他不能吃之菜。現在還敷衍著，伏園走後，我想索性一併買菜，以免麻煩，好在他們也只能訛去我十餘元了。聽差則欠我二十元，其中二元，是他兄弟急病時借去的，我以為他可憐，說這二元不要他還了，算是欠我十八元；他便第二日又來借二元，仍是二十元。伏園訂洋裝書，每本要他一元。廈門人對於「外江佬」，似乎頗欺侮。

　　以中國人的脾氣而論，倒後的著作，是沒有人看的，他們見可利用則儘量利用，遇可罵則儘量地罵，雖一向怎樣常常往來，也即刻翻臉不識，看和我往還的少爺們的舉動，便可推知。只要作品好，大概十年或數十年後，便又有人看了，但這大抵只是書坊老闆得益，至於作者，也許早被逼死了，不再有什麼相干。遇到這樣的時候，我以為走外國也行；為爭存計，無所不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但我還沒有細想過，好在並不急迫，可以慢慢從長討論。

　　「能食能睡」，是的確的，現在還如此，每天可以睡至八九小時，然而人還是懶，這大約是氣候之故。我想廈門的氣候，水土，似乎于居人都不宜，我所見的人們，胖子很少，十之九都黃瘦，女性也很少美麗活潑的，加以街道污穢，空地上就都是墳，所以人壽保險的價格，居廈門者比別處貴。我想國學院倒大可以緩辦，不如作衛生運動，一面將水，土壤，都分析分析，講個改善之方。

　　此刻已經夜一時了，本來還可以投到所外的箱子裡去，但既有命令，就待至明晨罷，真是可懼。

　　迅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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