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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子見南子》(4)


  七 小題大做史梯耳

  關於曲阜二師排演《子見南子》引起的風波

  至聖孔子是我們中國「思想界的權威」,支配了數千年來的人心,並且從來沒失勢過。因此,才遺留下這舊禮教和封建思想!

  歷史是告訴我們,漢劉邦本是一員亭長,一個無賴棍徒,卻一旦「貴為天子」,就會尊孔;朱元璋不過一牧牛兒,一修道和尚,一天「危坐龍庭」,也會尊孔;愛新覺羅氏入主中華,也要「存漢俗尊儒(孔)術」。這些「萬歲皇爺」為什麼這樣志同道合呢?無非為了孔家思想能夠訓練得一般「民」們不敢反抗,不好「犯上作亂」而已!我們無怪乎從前的文人學士「八股」都做得「一百成」,卻沒有半點兒「活」氣!

  中山哲學是「知難行易」,側重在「知」,遺囑又要「喚起民眾」,更要一般民眾都「知」,至聖孔子卻主張民只可使「由」不可使「知」,他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不是和中山主義相違!現在革命時代,於反動封建思想還容許他殘留嗎?

  山東曲阜第二師範學校為了排演《子見南子》一劇,得罪了「聖裔」孔傳堉等,郵呈國府教育部控告該校校長「侮辱宗祖孔子」的罪名,驚動了國府,派員查辦。我因為現在尚未見到《奔流》上的原劇本,無從批判這幕劇是否侮辱孔子,但據二師校長說:「本校排演此劇者,在使觀眾明瞭禮教與藝術之衝突,在藝術之中,認取人生真義」云云。夫如此,未必有什麼過火的侮辱,不過對於舊禮教或致不滿而已。談到舊禮教,這是積數千年推演而成,並非孔子所手創,反對舊禮教不能認定是侮辱孔子,況且舊禮教桎梏人性、錮蔽思想的罪惡,已經不容我們不反對了!如果我們認清現在的時代,還要不要尊孔,要不要剷除封建思想,要不要藝術產生,自然明白這次曲阜二師的風波是關係乎思想藝術的問題,是封建勢力向思想界藝術界的進攻!

  不過國府教育部為了這件演劇瑣事,卻派員查辦啦,訓令查複啦,未免有「小題大做」之嫌,我想。

  一九二九,七,十八,於古都

  ﹙七月二十六日《華北日報》副刊所載﹚

  八 為「辱孔問題」答《大公報》記者﹙文/宋還吾﹚

  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大公報》社評,有《近日曲阜之辱孔問題》一文,昨天才有朋友找來給我看。看過之後,非常高興。這個問題,在山東雖然也引起各報的討論,但討論到兩三次,便為別種原因而消沉了。《大公報》記者居然認為是個問題,而且著為社論,來批評我們。我們除感佩而外,還要對於這件事相當的聲明一下,同時對於記者先生批評的幾點,作簡單的答覆。

  我們認為「孔子見南子」是一件事實,因為:一,「子見南子」出於《論語》。《論語》不是一部假書,又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當然不是造孔子的謠言。二,孔子周遊列國,意在得位行道,揆之「三日無君則吊」,「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的古義,孔子見南子,是可以成為事實的。

  《子見南子》是一本獨幕悲喜劇。戲劇是藝術的一種。藝術的定義,最簡單的是:人生的表現或再見。但沒有發見的人,也表現不出什麼來;沒有生活經驗的人,也發見不出什麼來。有了發見之後,把他所發見的意識化了,才能表現於作品之中。《子見南子》,是作者在表現他所發見的南子的禮,與孔子的禮的不同;及周公主義,與南子主義的衝突。他所發見的有淺深,所表現的有好壞,這是我們可以批評的。如果說:他不應該把孔子扮成劇本中的腳色,不應該把「子見南子」這回事編成劇本,我們不應該在曲阜表演這樣的一本獨幕悲喜劇:這是我們要付討論的。

  《大公報》的記者說:「批評須有其適當之態度:即須忠實,須謹慎,不能離開理論與史實。」這是立論的公式,不是作戲劇的公式,也不是我們演劇者所應服從的公式。

  又說:「子見南子,『見』而已矣,成何藝術?有何人生真義?又何從發見與禮教之衝突?」(在這裡,我要附帶著聲明一下。我的答辯書原文是:「在禮教與藝術之間,認取人生真義。」書手寫時錯誤了。不過這些都無關宏頒。)「見而已矣!」固然!但在當時子路已經不說,孔子且曾發誓,是所謂「見」者,豈不大有文章?而且南子曾宣言:到衛國來見寡君的,必須見寡小君。孔子又曾陪南子出遊,參乘過市。再連同南子的許多故事,輯在一塊,表演起來,怎見得就不能成為藝術?藝術的表現,有作者自己在內,與作史是不同的呵!

  孔子有孔子的人生觀,南子也自有她的人生觀,把這兩種不同的人生觀,放在一幕裡表演出來,讓觀眾自己認識去,怎見得發見不出人生的真義?原劇所表演的南子,是尊重自我的,享樂主義的;孔子卻是一個遵守禮法的,要得位行道的。這兩個人根本態度便不同,又怎能沒有衝突?至於說:「普通界說之所謂孔教,乃宋儒以後之事,非原始的孔教。」我要請問:原始的禮教,究是什麼樣子?魏晉之間,所常說的「禮法之士」,是不是指的儒家者流?

  又說:「例以如演《子見南子》之劇,可以明藝術與人生。吾不知所謂藝術與人生者何若也!」上文說過:藝術是人生的表現,作者在表演人生,觀者看了之後,各隨其能感的程度,而有所見於人生,又有人專門跑到劇場中去看人類。所謂藝術與人生者就是這樣,這有什麼奇怪?難道說,凡所謂藝術與人生者,都應在孔教的範疇之中麼?

  記者先生又由孔學本身上觀察說:「自漢以來,孔子橫被帝王利用,竟成偶像化,形式化,然其責孔子不負之。──真理所示,二千年前之先哲,初不負二千年後政治之責任。」

  我卻以為不然。自漢以來,歷代帝王,為什麼單要利用孔子?最尊崇孔子的幾個君主,都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尊崇孔子的意義是什麼?如果孔子沒有這一套東西,後世帝王又何從利用起?他們為什麼不利用老莊與荀子?一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成為遊民階級的「士」,不都是在尊崇孔教的口號之下產生出來的嗎?歷代政治權力者所豢養的士,不都是祖述孔子的嗎?他們所祖述的孔子學說,不見得都是憑空捏造的吧?

  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幾乎被朱元璋趕出聖廟去。張宗昌因為尊孔能收拾人心,除了認孔德成為「仁侄」之外,還刻印了十三經。封建勢力善以孔子的學說為護符,其責孔子不負之誰負之?

  又說:「孔學之真價值,初不借政治勢力為之保存,反因帝王利用而教義不顯。」那麼,記者先生對於我這次被告,應作何感想呢?

  記者先生說我們研究不徹底,態度不謹嚴。記者先生忘記我們是在表演戲劇,不是背述史實;我們是在開遊藝會,不是宣讀論文。而且「自究極的意義言之」,演者在表演實人生時,不用向他說你要謹嚴謹嚴,他自然而然地會謹嚴起來;因為實人生是嚴肅的,演者面對著實人生時,他自會嚴肅起來的。同時,如果研究的不徹底,也絕對表演不好。在籌備演《子見南子》的時候,我曾教學生到孔廟裡去看孔子及子路的塑像,而且要過細地看一下。對於《論語》,尤其是《鄉黨》一篇,要著實地研究一下。單為要演戲,還詳細地討論過「溫良恭儉讓」五個字的意味。我們研究的固然不算怎樣徹底,但已盡其最善之努力了。記者先生還以為我們太草率麼?我們應當讀書十年之後,再演《子見南子》麼?不必吧!記者先生既說:「《子見南子》劇腳本,吾人未見;曲阜二師,如何演劇,更屬不知。」還能說我們研究不徹底,態度不謹嚴麼?何不買一《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號看看,到曲阜實地調查一下再說呢?這樣,豈不研究的更徹底,態度更能謹嚴些麼?

  而且我們演劇的背影是什麼?曲阜的社會狀況何若?一般民眾的要求怎樣?記者先生也許「更屬不知」吧?那末,所根據的史實是什麼呢?記者先生對於孔學本身,未曾論列,何謂禮教?何謂藝術?更少發揮。對於我個人,頗有敲打,對於我們演《子見南子》微詞更多,不知根據的什麼理論?

  所謂「孔學的本身」,與「孔學的真價值」,到底是什麼?

  請《大公報》的記者,具體的提出來。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十八年的立場上,願意陪著記者先生,再重新估量估量。

  一九二九,七,二八 濟南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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