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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複張孟聞)


  孟聞先生:

  讀了來稿之後,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其一,便是我覺得自己也是頗喜歡輸入洋文藝者之一。其次,是以為我們所認為在崇拜偶像者,其中的有一部分其實並不然,他本人原不信偶像,不過將這來做傀儡罷了。和尚喝酒養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獄。巫師對人見神見鬼,但神鬼是怎樣的東西,他自己的心裡是明白的。

  但我極願意將文稿和信刊出,一則,自然是替《山雨》留一個紀念,二則,也給近年的內地的情形留一個紀念,而給人家看看印刷所老闆的哲學和那環境,也是很有「趣味」的。

  我們這「不革命」的《語絲》,在北京是站腳不住了,但在上海,我想,大約總還可以印幾本,將來稿登載出來罷。但也得等到印出來了,才可以算數。我們同在中國,這裡的印刷所老闆也是中國人,先生,你是知道的。

  魯迅 四月十二日

  【備考】

  偶像與奴才(白露之什第六)  文/西屏

  七八歲時,那時我的祖母還在世上,我曾經扮了一會犯人,穿紅布衣,上了手銬,跟著神像走。神像是抬著走的,我是兩腳走的,經過了許多街市,到了一個廟裡停止,於是我脫下了那些東西而是一個無罪之人了。據祖母說,這樣走了一遍,可以去災離難;卻病延年。可是在後我頗能生病,──但還能活到現在,也許是這扮犯人之功了。那時我聽了大人們的妙論,看見了泥菩薩,就有些敬懼,莫名其妙的駭怪的敬懼。後來在學校裡聽了些「新理」回來,這妙論漸漸站腳不住。十歲時跟了父親到各「碼頭」走走,怪論越聽越多,於是泥菩薩的尊嚴,在我腦府裡丟了下來。此後看見了紅臉黑頭的泥像,就不會謹兢的崇奉,而伯母們就叫我是個書呆子。因為聽了洋學堂裡先生的靠不住說話,實在有些呆氣。

  這呆氣似乎是個妖精,纏上了就擺脫不下,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相信泥菩薩,雖然我還記得「災離難,難離身,一切災難化灰塵,救苦救難觀世音」等的經語。據說,這並不希奇,現在不信神道的人極多。隨意說說,大家想無疑義,──但仔細考究起來,覺得不崇奉偶像的人並不多。穿西裝染洋氣的人,也儼然是「抬頭三尺有神明」,虔虔誠誠的相信救主耶穌坐臥靜動守著他們,更無論於著馬褂長袍先生們之信奉同善社教主了。

  達爾文提倡的進化論在中國也一樣的通得過去。自從民國以來,「世道日下,人心不古」,偶像進化到不必定是泥菩薩了。不僅憂時志士,對此太息;就是在我,也覺得邪說中人之毒,頗有淋漓盡致之歎。我並不是「古道之士」嘆惜國粹淪亡,洋教興旺;我是憂愁偶像太多,崇拜的人隨之太多。而清清醒醒的人,愈見其少耳。在這裡且先來將偶像分類。

  據英國洋鬼子裴根(F.Bacon一五六一 ── 一六二六)說,偶像可分為四類:──

  一 種族之偶像 Idoles of the Tribe

  二 岩穴之偶像 Idoles of the Cave

  三 市場之偶像 Idoles of the Market Place

  四 舞臺之偶像 Idoles of the Theater 凡洋鬼子講的話,大概都有定義和詳細的討論。然而桐城派的文章,主簡樸峭勁,所以我只取第三類偶像來談談,略去其他三類。所謂「市場之偶像」者,據許多洋書上所說,是這樣的:──

  逐波隨流之盲從者,眾咻亦咻,眾俞亦俞,凡于事初無辨析,惟道聽途說,取為珍寶,奉名人之言以為萬世經誥,放諸天下而皆准,不為審擇者,皆信奉市場偶像之徒也。

  對於空洞的學說信仰,若德謨克拉西,道爾頓制,……等,此等信徒,猶是市場偶像信徒之上上者;其下焉者,則惟崇拜基人,於是泥塑的偶像,一變而為肉裝骨撐的俗夫凡胎矣。「惡之欲其死,愛之欲其生」,凡是胸中對於某人也者,一有成見,便難清白認識。大概看過《列子》的人,總能記得鄰人之子竊斧一段文字,就可想到這一層。內省心理學者作試驗心理內省報告的,必須經過好好一番訓練,──所以要如此這般者,也無非想免去了內心的偶像,防省察有所失真耳。然而主觀成見之能免去,實是極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不過這是題外文章,且按下不講;我所奇怪而禁不住要說說者,是自己自謂是「新」人,教人家莫有偶像觀念,而自己卻偏偏做了市場偶像之下等信徒也。

  崇拜泥菩薩的被別人譏嗤為愚氓者,這自然不是希罕的事,因為泥菩薩並不高明,為什麼要低首下心的去做這東西的信徒呢?然而,我想起心理分析學者和社會心理學者的求足(Compensation)說,愚夫愚婦之不得于現實世界上,能像聰明人們的攫得地位金錢,而僅能作白日夢(day dreaming)一般,於癡望中求神靈庇佑,自滿幻願也是很可哀憐,很可顧念的了。對於這班無知識的弱者,我們應該深與同情;而且,你如果是從事于社會光明運動者,便有「先覺常後覺」覺醒他們的必要。──但是知識階級,有的而且是從事社會光明運動者,假使也自己做起白日夢來,昏昏沉沉的卷著一個偶像,虔心膜拜頂禮,則豈不可歎,豈不可哀呢!

  近來頗有人談談國民性,於是我就疑心,以為既然彼此同為中華民國國民,所具之國民性當是相同,那末此等偶像崇拜也許是根據於某一種特性罷,雖然此間的對象(偶像)並不相同。這疑心一來就蹊蹺,──因為對象之不同,僅是程度高下的分別,不是性質的殊異。倘使弗羅伊特性欲說(Freud's concept of libido)是真實的說話,化裝遊戲(Sublimation)這個道理,在此間何嘗不可應用?做一會呆子罷,去找尋找尋這特性出來。

  我當然不敢說我這個研究的結果十分真確,但只要近乎真的,也就不妨供獻出來討論討論。

  F.H.Allport的《社會心理學》第五章《人格論》,「自己表現」(Self expression)這一段裡,將「人」分作兩類,自尊與自卑(Ascendance and Sub_mission)又外展與內訟(Extroversion and Introversion)。他說:

  最內訟的人,是在幻想中求滿足。……隱蔽之欲望,乃於白日夢或夜夢中得償補之。其結果遂將此偽象與真實生活相混雜連結。真實的現象,都用幻想來曲解,務期與其一己所望吻合,於是事物之真價,都建設在一個奇怪的標準上了。……白癡或癲狂的人,對於細事過分的張揚,即是此例。懦弱,殘廢,或幼年時與長大之兒童作伴。倘使不幻想滿足的事情,就常常保留住自卑的習氣。懾服,曲媚於其苛虐之父執,師長或長兄,而成為一卑以自牧之奴兒。不敢對別人表白自己的意見,……逢到別人,往往看得別人非凡偉大,崇高,而自己柔馴屈伏於下。

  節譯到這裡,我想起我國列聖列賢的訓誨,都是教人「卑以自牧」的道德話來。向來以謙恭為美德的中國人,連鄉下「看牛郎」也知道「吃虧就是便宜」的格言,做做奴才也是正理!──倘使你不相信,可以看看《施公案》《彭公案》「之類之類」的民間通行故事,官員對著皇上也者,不是自稱「奴才」嗎?這真是國民性自己表現得最透徹的地方。那末於現在偶像崇拜之信徒,也自然不必苛求了,因為國民性生來是如此地奴氣十足的。

  這樣說來,中國國民就可憐得很,差不多是生成的奴才了。新人們之偶像崇拜,固然是個很好的事證,而五卅慘案之非國恥,寧波學生為五卅案罷課是經子淵氏的罪案,以及那些不敢講幾句挺立的話,懼恐得罪于諸帝國主義之英日法美等國家之國家主義者,……諸此議論與事實,何嘗不是奴才國民性之表現呢?

  如其你是灼見這些的,你能不哀歎嗎?但是現在國內連哀歎呻吟都遭禁止的呢!有聲望的人來說正義話,就有「流言」;年青一些的說正義話,那更是滅絕人倫,背聖棄道,是非孝公妻赤化的人物了。對於這些自甘於做奴才的人們,你可有辦法嗎?倘使《聊齋》故事真實,我真想將那些奴才們的腦子來掉換一下呢。此外又有許多想借用別國社會黨人的勢力來幫助中國脫離奴才地位的,何嘗不是看人高大,自視卑下白日夢中求滿足的奴才思想呢?自己不想起來,只求別人援手,這就是奴才的本質,而不幸這正是國內知識階級流行的事實。

  要之,自卑和內訟,是我國民的劣根性。此劣性一天不拔去,就一天不能脫離于奴才。

  脫離奴才的最好榜樣,是德國。在這裡請引前德皇威廉二世的話來作結束。他說:──

  「恢復德意志從來之地位,切不可求外界之援

  助,蓋求之未必即行,行矣亦必自隱于奴隸地位。

  ……

  自立不倚賴人,此為國民所必具之意識。如國民全階級中覺悟時,則向上之心,油然而發。……

  若德國人有全體國民意識時,則同胞互助之精神,祖國尊嚴之自覺……罔不同來,……自不難再發揮如戰前(按此指歐洲大戰)之國民氣概。……」

  【來信】

  魯迅先生:

  從前,我們幾個人,曾經發刊過一種半月刊,叫做(大風》,因為各人事情太忙,又苦於貧困,出了不多幾期,隨即停刊。現在,因為革命過了,許多朋友飯碗革掉了,然而卻有機會可以做文章,而且有時還能聚在一起,所以又提起興致來,重行發刊《大風》。在寧波,我和印刷局去商量,那位經理先生看見了這《大風》兩個字就嚇慌了。於是再商量過,請夏丐尊先生為我們題簽,改稱《山雨》。我們自己都是肚裡雪亮,曉得這年頭兒不容易講話,一個不好便會被人誣陷,丟了頭顱的。所以寫文章的時候,是非凡小心在意,謹慎恐懼,惟恐請到監獄裡去。──實在的,我們之中已有好幾個嘗過那味兒了,我自己也便是其一。我們不願意冤枉嘗試第二次,所以寫文章和選稿子,是十二分道地的留意,經過好幾個人的自己「戒嚴」,覺得是萬無疵累,於是由我送到印刷局去,約定前星期六去看大樣。在付印以前,已和上海的開明書店,現代書局,新學會社,以及杭州,漢口,……等處幾個書店接洽好代售的事情,所以在禮拜六以前,我們都安心地等待刊物出現。這雖然是小玩意兒,但是自己經營東西,總滿是希罕珍愛著的,因而望它產生出來的心情,也頗懇切。

  上禮拜六的下午,我跑去校對,印書店的老闆卻將原稿奉還,我是趕著送終了,而《山雨》也者,便從此壽終正寢。整冊稿子,毫無違礙字樣,然而竟至於此者,年頭兒大有關係。印書店老闆奉還稿子時,除了誠懇地道歉求恕之外,並且還有聲明,他說:「先生,我們無有不要做生意的道理,實在是經不起風浪驚嚇。這刊物,無論是怎樣地文藝性的或什麼性的,我們都不管,總之不敢再印了。去年,您曉得的,也是您的朋友,拿了東西給我們印,結果是身入囹圄,足足地坐了個把月,天天擔心著綁去斫頭。店裡為我拿出了六七百元錢不算外,還得封閉了幾天。鄉下住著的老年雙親,悽惶地跑上城來,哭著求別人講情。在軍閥時候,鄉紳們還有面子好買,那時候是開口就有土豪劣紳的嫌疑。先生,我也嚇得夠了,我不要再驚動自己年邁的父母,再不願印刷那些刊物了。

  收受您的稿子,原是那時別人的糊塗,先生,我也不好說您文章裡有甚麼,只是求您原諒賜恩,別再賜顧這等生意了。」

  看還給我的稿紙,已經有了黑色的手指印,也曉得他們已經上過版,賠了幾許排字工錢了。聽了這些話,難道還能忍心逼著他們硬印嗎?於是《山雨》就此壽終了。

  魯迅先生,我們青年的能力,若低得只能說話時,已經微弱得可哀了;然而卻有更可哀的,不敢將別人負責的東西排印。同時,我們也做了非常可哀的弱羊,於是我們就做了無聲而待斃的羔羊。倘使有人要綁起我們去宰割時,也許並像雞或豬一般的哀啼都不敢作一聲的。

  啊,可驚怕的沉默!難道這便是各地方沉默的真相嗎?

  總之,我們就是這樣送了《山雨》的終。並不一定是我們的怯懦,大半卻是心中的頹廢感情主宰了我們,教我們省一事也好。不過還留有幾許落寞悵惘的酸感,所以寫了這封信給你。倘使《語絲》有空隙可借,請將這信登載出來。我們順便在這裡揩油道謝,謝各個書局承允代售的好意。

  《山雨》最「違礙」的文章,據印書店老闆說是《偶像與奴才》那一篇。這是我做的,在三年以前,身在南京,革命軍尚在廣東,而國府委員經子淵先生尚在寧波第四中學做校長,──然而據說到而今尚是招忌的文字,然而已經革過命了!這信裡一併奉上,倘可采登,即請公佈,俾國人知文章大不易寫。倘使看去太不像文章,也請寄還,因為自己想保存起來,留個《山雨》死後──夭折──的紀念!!

  祝您努力!

  張孟聞啟。三月二十八夜

  【注釋】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語絲》週刊第四卷第十七期,在《偶像與奴才》和張孟聞來信之後。

  張孟聞,筆名西屏,浙江寧波人,當時是寧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和驛亭私立春暉中學教師。

   《山雨》:文學半月刊,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六日在上海創刊,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停刊,共出九期。按:該刊在寧波未曾出版。

  《語絲》:文藝性週刊,最初由孫伏園等編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創刊於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查禁,隨後移至上海續刊。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魯迅是它的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並於該刊在上海出版後一度擔任編輯。「不革命」,是創造社某些成員批評《語絲》及其撰稿人的用語,如麥克昂(郭沫若)在《文化批判》第三號(一九二八年三月)發表的《留聲機器的回音》中說:「語絲派的不革命的文學家,……照他們在實踐上的表示看來倒還沒有甚麼積極的反革命的行動。」

   F.H.Allport:奧耳波特,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曾任北卡羅來納等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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