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難」》按語_魯迅

《「行路難」》按語①

　　魯迅案：從去年以來，相類的事情我聽得還很多；一位廣東朋友還對我說道：「你的《略談香港》之類真應該發表發表，但這於英國人是絲毫無損的。」我深信他的話的真實。今年到上海，在一所大橋上也被搜過一次了，但不及香港似的嚴厲。

　　聽說內地有幾處比租界還要嚴，在旅館裡，巡警也會半夜進來的，倘若寫東西，便都要研究。我的一個同鄉②在旅館裡寫一張節略，想保他在被通緝的哥哥，節略還未寫完，自己倒被捉去了。至於報紙，何嘗不檢查，刪去的處所有幾處還不准留空白，因為一留空白便可以看出他們的壓制來。香港還留空白，我不能不說英國人有時還不及同胞的細密。所以要別人承認是人，總須在自己本國裡先爭得人格。否則此後是洋人和軍閥聯合的吸吮，各處將都和香港一樣，或更甚的。

　　舊曆除夕，於上海遠近爆竹聲中書

　　【備考】

　　「行路難」﹙文/陳仙泉﹚

　　魯迅先生：

　　幾次想給你寫信，但總是為了許多困難，把它擱下。

　　今天因為在平坦的道路上碰了幾回釘子，幾乎頭破血流，這個使我再不能容忍了。回到寓所來，上著電燈，拾著筆，喘著氣，無論如何，決計非寫成寄出不可了。

　　你是知道的了：我們南國一個風光佳麗，商業繁盛的小島，就是現在多蒙英洋大人代為管理維持的香港，你從廣州回上海經過此地時，我們幾個可憐的同胞，也還會向洋大人奏准了些恩賜給你。你過意不去，在《語絲》上致謝不盡。自然我也同樣，要借《語絲》一點空篇幅，來致謝我們在香港的一些可憐的同胞！

　　我從汕頭來到香港僅有兩個滿月，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心頭竟感著如失戀一般的酸痛。因為有一天，偶然從街道上買回一份《新中國報》，閱到副刊時，文中竟橫排著許多大字道：「被檢去。」我起初還莫明其妙，以後略為翻閱：才知道文中所論，是有點關礙於社會經濟問題，和女子貞操問題的。我也實在大膽，竟做了一篇《中國近代文藝與戀愛問題》寄到《大光報》的副刊《大覺》去。沒有兩天，該報的記者答覆我一信，說我那篇文被檢查員檢去四頁，無法揭載；並謂：「幾經交涉，總不發還。」我氣得話都說不出來，這真是蹂躪我心血的魔頭了。我因向朋友詢問，得知這個檢查工作都是我們同胞（即高等華人）擔任。並且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檢查時，報社能給這檢查員幾塊謝金，或每月說定酬金，那便對於檢查上很有斟酌的餘地。這不能不算是高等華人我們的同胞的好處啊！

　　真的，也許我今年碰著和你一樣的華蓋運。倘不然，便不會這樣了：和兩個友人從彎仔的地方跑來香港的馬路上，即是皇后碼頭的近處，意外地給三四個我們的同胞糾纏住了。他們向我們詳細詢問了幾回，又用手從我們肩膀摸到大腿，又沿著褲帶拉了一下，幾乎使我的褲脫了下來。我們不得已，只好向他們誠懇地說道：「請不要這樣搜尋，我們都是讀書人咯！」

　　「嚇！那正怕，共產黨多是讀書人呢。」於是他們把我手中拾著的幾卷文稿，疑心地拿過去看了一看，問我道：「這是宣言麼？」

　　「有什麼宣言，這是我友人的文稿。」我這樣回答。然而他們終於不信，用手一撕，稿紙便破了幾頁，字跡也跟著碎裂。我一時氣得捏著拳，很想捶他們的鼻尖，可是轉眼望著他們屁股上的惡狠狠的洋炮，卻只教我呆著做個無抵抗主義的麻木東西了。事情牽延到二三十分鐘，方始默准了我們開步走。

　　這樣的事情，一連碰了幾次，到這最末一次，他們竟然要拉我上大館（即警廳一樣）去審問了。他們說我袋裡帶著一枝小刀子（這是我時常剖書剖紙用的），並且有一本日記簿，中間寫著幾個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党會的領袖，結果只得跟著他們跑了。五六裡路程來到大館，只有一個著西裝的我們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對問了一回，這才把我放出去。我這時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裡，躺上床去，對著帳頂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陣，便忍著心，給你寫下這封信，並願將這信展布，以告國人。

　　李白只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然而現在這樣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馬道，也是如此地難行，亦可謂奇矣！我今後而不離香港，便決定不行那難行的大路了，你覺得好麼？

　　陳仙泉　一月十二日香港

　　【注釋】

　　①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語絲》週刊第四卷第七期「通信」欄，在「行路難」一文之後。

　　②　指董先振，浙江紹興人，董秋芳之弟。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國民黨浙江省政府通緝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館裡被誤認為董秋芳而遭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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