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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知識階級(1)


  ──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勞動大學講

  我到上海約二十多天,這回來上海並無什麼意義,只是跑來跑去偶然到上海就是了。

  我沒有什麼學問和思想,可以貢獻給諸君。但這次易先生要我來講幾句話;因為我去年親見易先生在北京和軍閥官僚怎樣奮鬥,而且我也參與其間,所以他要我來,我是不得不來的。

  我不會講演,也想不出什麼可講的,講演近於做八股,是極難的,要有講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會的。終於想不出什麼,只能隨便一談。剛才談起中國情形,說到「知識階級」四字,我想對於知識階級發表一點個人的意見,只是我並不是站在引導者的地位,要諸君都相信我的話。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導諸君?

  「知識階級」一辭,是愛羅先珂(V.Eroshenko)七、八年前講演「知識階級及其使命」時提出的,他罵俄國的知識階級,也罵中國的知識階級,中國人於是也罵起知識階級來了。後來便要打倒知識階級,再利害一點,甚至於要殺知識階級了,知識就仿佛是罪惡。

  但是,一方面雖有人罵知識階級,一方面卻又有人以此自豪,這種情形是中國所特有的。所謂俄國的知識階級,其實與中國的不同,俄國當革命以前,社會上還歡迎知識階級。為什麼要歡迎呢?因為他確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訴大眾。他為什麼能把平民的苦痛說出來?因為他與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幾年前有一位中國大學教授,他很奇怪,為什麼有人要描寫一個車夫的事情,這就因為大學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裡,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歐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歐洲人雖出身窮苦,而也做文章;這因為他們的文字容易寫,中國的文字卻不容易寫了。)所以也同樣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當然能痛痛快快寫出來為平民說話。因此,平民以為知識階級對於自身是有益的,於是贊成他,到處都歡迎他。但是他們既受此榮譽,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時卻把平民忘記了,變成一種特別的階級。那時他們自以為了不得,到闊人家裡去宴會,錢也多了,房子、東西都要好的,終於與平民遠遠的離開了。他享受了高貴的生活,就記不起從前一切的貧苦生活了。──所以請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記了說話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許還要壓迫平民,以致變成了平民的敵人。現在貴族階級不能存在,貴族的知識階級當然也不能站住了。這是知識階級缺點之一。

  還有,知識階級不可免避的運命,在革命時代是注重實行的、動的。思想還在其次,直白地說:或者倒有害。至少我個人的意見如此的。唐朝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兵操練很勇敢,就有人對著他稱讚。他說:「兵,好是好,可是無思想。」這話很不差。因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沒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會沒有勇氣了。現在倘叫我去當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難於實行了。有知識的人 ,講講柏拉圖(Plato),講講蘇格拉底(Socrates),是不會有危險的。講柏拉圖可以講一年,講蘇格拉底可以講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穩穩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幹危險的事情,那就很費踟躊。譬如中國人,凡是做文章,總說「有利然而又有弊」,這最足以代表知識階級的思想。其實無論什麼都是有弊的,就是吃飯也是有弊的;它能滋養我們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一方面使我們消化器官疲乏,那就不好而有弊了。假使做事要面面顧到,那就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還有,知識階級對於別人的行動,往往以為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先前俄國皇帝殺革命党,他們反對皇帝;後來革命党殺皇族,他們也起來反對。問他怎麼才好呢?他們也沒辦法。所以在皇帝時代他們吃苦,在革命時代他們也吃苦,這實在是他們本身的缺點。

  所以我想,知識階級能否存在還是個問題。知識和強有力是衝突的,不能並立的。強有力,不許人民有自由思想,因為這能使能力分散。在動物界有很明顯的例子:猴子的社會是最專制的,猴王說一聲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時代,酋長的命令是不能反對的,無懷疑的;在那時,酋長帶領著群眾,併吞衰小的部落。於是部落漸漸的大了,團體也大了,一個人就不能支配了。因為各個人思想發達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統一,於是命令不行,團體的力量減小,而漸趨滅亡。在古時,野蠻民族常侵略文明很發達的民族,在歷史上是常見的。現在,知識階級在國內的弊病,正與古時一樣。

  英國羅素(Russel)法國羅曼羅蘭(R.Rolland)反對歐戰,大家以為他們了不起。其實,幸而他們的話沒有實行,否則,德國早已打進英國和法國了;因為德國如不能同時實行非戰,是沒有辦法的。俄國托爾斯泰(Tolstoi)的無抵抗主義之所以不能實行,也是這個原因。他不主張以惡報惡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們去當兵,我們不去當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劊子手去殺,他不去殺。大家都不聽皇帝的命令,他也沒有興趣;那末做皇帝也無聊起來,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聽皇帝的話,那就不行。

  【注釋】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國立勞動大學《勞大週刊》第五期,是魯迅在該校講演的記錄稿。由黃河清記錄,發表前經過魯迅校閱。文末注明:「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江灣勞動大學」,但據魯迅日記,演講時間應為十月二十五日下午。

  上海國立勞動大學,以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為背景,標榜無政府主義的一所半工半讀學校,分農學院、工學院、社會科學院三部。一九二七年創辦,一九三三年停辦。

   易先生:即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湖南長沙人。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兩次擔任短時期的北洋政府教育總長。他支持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運動,該校複校後曾兼任校長。一九二七年任上海國立勞動大學校長。

   「知識階級及其使命」:俄國作家愛羅先珂在北京的一次講演的題目。記錄稿最初連載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七日《晨報副刊》,題為《知識階級的使命》。

   指東南大學教授吳宓。參看《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李林甫疑為許敬宗之誤。唐代劉餗《隋唐嘉話》卷中:「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競為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

   蘇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臘哲學家。

   羅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反對英國參戰,因而被解除劍橋大學教職;之後又因反對徵兵,被判監禁四個月。

   羅曼羅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發表《站在鬥爭之上》等文,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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