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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信(3)


  這一段意思很了然,猶言我寫馬則自己就是馬,寫狗自己就是狗,說別人的缺點就是自己的缺點,寫法蘭斯自己就是法蘭斯,說「臭毛廁」自己就是臭毛廁,說別人和楊蔭榆女士同鄉,就是自己和她同鄉。趙子昂也實在可笑,要畫馬,看看真馬就夠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勢;他終於還是人,並不淪入馬類,總算是僥倖的。不過趙子昂也是「某籍」,所以這也許還是一種「流言」,或自造,或那時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說不定。這只能看作一種無稽之談。倘若陳源教授似的信以為真,自己也照樣做,則寫法蘭斯的時候坐下做一個法姿勢,講「孤桐先生」的時候立起作一個孤姿勢,倒還堂哉皇哉;可是講「糞車」[24]也就得伏地變成糞車,說「毛廁」即須翻身充當便所,未免連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罷,雖然肚子裡本來滿是這樣的貨色。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為『文士』嗎?魯迅先生為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裡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為。

  「他常常『散佈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面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佈流言』『捏造事實』,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

  這是根據了三條例和一個趙子昂故事的結論。其實是稱別個為「文士」我也笑,稱我為「思想界的權威者」[25]我也笑,但牙卻並非「笑掉」,據說是「打掉」的,這較可以使他們快意些。至於「思想界的權威者」等等,我連夜夢裡也沒有想做過,無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識,無從勸止他,不像唱雙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況且自然會有「文士」來罵倒,更無須自己費力。我也不想借這些頭銜去發財發福,有了它於實利上是並無什麼好處的。我也曾反對過將自己的小說采入教科書,怕的是教錯了青年,記得曾在報上發表;

  [26]不過這本不是對上流人說的,他們當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後來也放過幾枝,但總是對於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陳源教授之輩,「請君入甕」[27],也給他嘗嘗這滋味。不過雖然對於他們,也還是明說的時候多,例如《語絲》上的《音樂》[28]就說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並非閒話》也分明對西瀅即陳源教授而發;此後也還要射,並無悔禍之心。至於署名,則去年以來只用一個,就是陳教授之所謂「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29]就是。但在下半年,應將「教育部僉事」五字刪去,因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卻又變了「暫署僉事」[30]了,還未去做,然而豫備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幾文俸錢,因為我祖宗沒有遺產,老婆沒有奩田,文章又不值錢,只好以此暫且糊口。還有一個小目的,是在對於以我去年的免官為「痛快」者,給他一個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於「流言」,則先已說過,正是陳源教授首先發明的專賣品,獨有他聽到過許多;在我呢,心術是看不見的東西,且勿說,我的躲在家裡的生活即不利於作「捏……言」的樞紐。剩下的只有「幽默」問題了,我又沒有說過這些話,也沒有主張過「幽默」,也許將這兩字連寫,今天還算第一回。我對人是「罵人」,人對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語」,這真使我記起我的同鄉「刑名師爺」來,而且還是弄著不正經的「出重出輕」的玩意兒的時候。這樣看來,一面鏡子確是該有的,無論生在那一縣。還有罪狀哩——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儘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流言」早聽到過了;後來見於《閒話》,說是「整大本的摽竊」,但不直指我,而同時有些人的口頭上,卻相傳是指我的《中國小說史略》。[31]

  我相信陳源教授是一定會幹這樣勾當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駡街,這可實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語」。這回說出來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沒有猜錯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卻改為「做你自己的藍本」了,比先前輕得多,仿佛比自謙為「一言半語」的「冷箭」鈍了一點似的。鹽穀氏[32]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33]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為真,我以為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34],我卻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35],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曾經費去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裡[36];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37],我是用《太平廣記》[38]的,此外還一本一本搜起來……其餘分量,取捨,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後有唐,唐後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39]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但我的意見,卻以為似乎不可,因為歷史和詩歌小說是兩樣的。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40]但我以為究竟也以獨創為貴;歷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說詩歌小說相類不妨,歷史有幾點近似便是「摽竊」,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別意見,只在以「一言半語」「侵犯」「魯迅先生」時才適用的。好在鹽穀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

  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摽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這以前,我以為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為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對不對?(鹽谷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譯本,今年夏天看見了,將五百余頁的原書,譯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說一部份,和我的也無從對比了。廣告上卻道「選譯」[41]。措辭實在聰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補記。)

  【注釋】

  [24]「糞車」:陳西瀅在《致志摩》中說,他發表這幾封信,「總算是半年來朝晚被人攻擊的一點迴響,也可以證明我的容忍還沒有到『家』……現在忍不住的爆發了。譬如在一條又長又狹的胡同裡,你的車跟著一輛糞車在慢慢的走,你雖然掩住了口鼻,還少不得心中要作惡,一到空曠的地方,你少不得唾兩口口涎,呼兩口氣。我現在的情景正是那樣。」

  [25]「思想界的權威者」:一九二五年八月初,北京《民報》在《京報》、《晨報》刊登廣告,宣傳該報的「十二大特色」,其中之一為「增加副刊」,其中有「本報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張,專登學術思想及文藝等,並特約中國思想界之權威者魯迅……諸先生隨時為副刊撰著」等語。

  [26]秋士(孫伏園)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關於魯迅先生》一文中說:「魯迅先生所以對於《呐喊》再版遲遲不准許的原因,最重要的一個是他聽說有幾個中學堂的教師,竟在那兒用《呐喊》做課本,甚至給高小學生讀的,這是他所極不願意的,最不願意的是竟有人給小孩讀《狂人日記》……他說,他一聽到《呐喊》在那兒給中小學生讀以後,見了《呐喊》便討厭,非但沒有再版的必要,簡直有讓它絕版的必要,也沒有再做這類小說的必要。」

  [27]「請君入甕」:唐代酷吏周興的故事。《資治通鑒》唐則天后天授二年載:「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

  『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

  [28]《音樂》:即《「音樂」?》,原載《語絲》第五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後收入《集外集》;系針對《語絲》第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徐志摩在他翻譯的波特萊耳《死屍》一詩前所發的議論而作。

  [29]陳西瀅在《致志摩》中說:「前面幾封信裡說起了幾次周豈明先生的令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

  [30]「暫署僉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教育部令魯迅複僉事職。因為由教育部呈請北洋政府核准的命令在當時還未發表,所以是「暫署僉事」。

  [31]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閒話》裡,說當時著述界盛行「剽竊」或「抄襲」,含沙射影地誣衊作者說:「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傅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麼?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在《致志摩》裡,他便明白地說作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本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下文的「回敬他一通駡街」,參看本卷第209頁注 。

  [32]鹽穀氏:指鹽谷溫(1878—1962),日本漢文學研究者,當時任東京大學教授。

  [33]《紅樓夢》:長篇小說,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清代曹雪芹作,後四十回一般認為高鶚續作。

  [34]森槐南(1863—1911):日本漢文學研究者。他對唐人小說的分類,據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第六章所述,共為三類:一、別傳;二、異聞瑣語;三、雜事。鹽谷溫則根據他所分類的第一類,再細分為別傳、劍俠、豔情、神怪四種。

  [35]《漢魏叢書》:明代何鏜輯,內收漢魏六朝間遺書百種。現在通行的有清代王謨刻本八十六種。

  [36]指《古小說鉤沉》。內收自周至隋散佚小說三十六種,是研究中國小說史的重要資料。

  [37]《唐人說薈》:小說筆記叢書,共二十卷。舊有桃源居士輯本,凡一百四十四種;清代乾隆時山陰陳蓮塘又從《說郛》等書中采入二十種,合為一百六十四種。內多小說,但刪節和謬誤很多,坊刻本又改名為《唐代叢書》。

  [38]《太平廣記》:類書,共五百卷。宋代李昉等奉敕纂輯。書成于太平興國三年(978),內收六朝至宋代初年的小說、野史很多,引用書四百七十餘種。

  [39]塞文狄斯:通譯塞萬提斯。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閒話》裡說:「有人遊歷西班牙,他的引導指了一個乞丐似的老人說,那就是寫Don Quixote的Cer-vantes(按即寫《堂吉訶德》的塞萬提斯)。聽者驚詫道:塞文狄斯麼?怎樣你們的政府讓他這樣的窮困?引導者道:要是政府養了他,他就不寫Don Quixote那樣的作品了。」按在英國華茲(H.E.Watts)所著的《塞萬提斯評傳》第十二章中,曾說及西班牙人托勒斯(M.Torres)所記述的一個故事:一六一五年二月,托勒斯會見一些愛讀塞萬提斯著作的法國人,他願意引導他們去看那個作者。他告訴他們說,塞萬提斯年老了,很窮;於是一個人問道:西班牙為什麼不用公款資助這樣的人,使他富有些呢?又一個人說道:若是窮困逼迫他著書,那麼願上帝不要使他富有,他自己雖窮困,卻可以用他的著作使世界富有。但托勒斯並未真的引導那些法國人去會塞萬提斯。陳西瀅關於塞萬提斯的話完全是道聽途說。

  [40]陳西瀅在淩叔華的抄襲行為被揭發以後,曾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五十期的《閒話》裡隱約地為她辯解說:「至於文學,界限就不能這樣的分明了。許多情感是人類所共有的,他們情之所至,發為詩歌,也免不了有許多共同之點……難道一定要說誰抄襲了誰才稱心嗎?」「『剽竊』『抄襲』的罪名,在文學裡,我以為只可以壓倒一般蠢才,卻不能損傷天才作家的……至於偉大的天才,有幾個不偶然的剽竊?不用說廣義的他們心靈受了過去大作家的陶養,頭腦裡充滿了過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狹義的說,舉起例來也舉不勝舉。」

  [41]指陳彬的節譯本,一九二六年三月樸社出版(以後另有孫俍工的全譯本,開明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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