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5)_魯迅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5)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於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58]。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

　　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于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頠的《崇有論》[59]，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60]，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

　　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61]，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係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云亦云，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劄說：「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62]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裡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鹹在，夠了。

　　[63]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鐘會來看他了，他只打鐵，不理鐘會。[64]鐘會沒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65]——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於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于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只學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只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

　　劉勰[66]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注釋】

　　[58]《與山巨源絕交書》：山巨源，即「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205—283），河內懷（今河南武陟）人。他在魏元帝（曹奐）景元年間投靠司馬昭，曾任選曹郎，後將去職，欲舉嵇康代任，康作書拒絕，並表示和他絕交，書中自說不堪受禮法的束縛，「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後來嵇康受朋友呂安案的牽連，鐘會便乘機勸司馬昭把他殺了。《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敘述他被殺的經過說：「大將軍（司馬昭）嘗欲辟（徵召）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雲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鐘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按殺嵇康的是司馬昭，魯迅誤記為司馬懿。

　　[59]裴頠（267—300）：字逸民，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

　　晉惠帝時為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遷尚書左僕射，後為司馬倫（趙王）所殺。《晉書·裴頠傳》說：「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屍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仿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60]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人。曾任桓溫參軍，長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晉陽秋》等。他的《老聃非大賢論》，批評當時清談家奉為宗主的老聃，用老聃自己的話證明他的學說的自相矛盾，不切實際，從而斷定老聃並非大賢。

　　[61]何曾（197—278）：字穎考，陳國陽夏（今河南太康）人。

　　司馬炎篡魏，他因勸進有功，拜太尉，封公爵。《晉書·何曾傳》說：

　　「時（按當為魏高貴鄉公即位初年）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

　　曾面質籍于文帝（魯迅誤記為司馬懿）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

　　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母喪）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驀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

　　[62]「明於禮義而陋于知人心」二句，見《莊子·田子方》：

　　「溫伯雪子適齊，舍于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見也。』」據唐代成玄英注：溫伯，字雪子，春秋時楚國人。魯迅誤記為季劄。

　　[63]阮籍不願兒子效法自己的事，見《晉書·阮籍傳》：

　　「（籍）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複爾。』」又《世說新語·任誕》也載有此事。按阮咸，字仲容，阮籍兄阮熙之子。

　　[64]嵇康怠慢鐘會，見《晉書·嵇康傳》：「（康）性絕巧而好鍛（打鐵）。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又說：「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鐘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按鐘會（225—264），字士季，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司馬昭的重要謀士，官至左徒。魏常通鄉公景元三年（262）拜鎮西將軍，次年統兵伐蜀，蜀平後謀反，被殺。

　　[65]《家誡》：見《嵇康集》卷十。魯迅所舉的這幾條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眾人，又不當獨在後，又不當宿。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無何舍去之。此將鬥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又慎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己，輒當為持之，勿稍逆也。」（據魯迅校本）按嵇康的兒子名紹，字延祖，《晉書·嵇紹傳》說他「十歲而孤」。

　　[66]劉勰（？—約520）：字彥和，南東莞（今江蘇鎮江）人，南朝梁文藝理論家。著有《文心雕龍》。這裡所引的兩句，見於該書《才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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