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6)_魯迅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6)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67]。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裡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裡，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裡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

　　[68]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

　　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

　　[69]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70]。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係，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注釋】

　　[67]陶潛（約372—427）：又名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晉代詩人。曾任彭澤令，因不滿當時政治的黑暗和官場的虛偽，辭官歸隱。著作有《陶淵明集》。梁代鐘嶸在《詩品》中稱他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五四」以後又常被人稱為「田園詩人」。

　　他在《乞食》一詩中說：「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裡，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又南朝宋檀道鸞《續晉陽秋》說：「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眾坐伸腳，及履至，著而不疑。」「采菊東籬下」句見他所作的《飲酒》詩第五首。

　　[68]陶潛的《述酒》詩，據南宋湯漢的注語，以為它是為當時最重大的政治事變——晉宋易代而作，注語中說：「晉元熙二年（420）六月，劉裕廢恭帝（司馬德文）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逾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

　　……予反復詳考，而後知決為零陵哀詩也。」（見《陶靖節詩注》卷三）

　　[69]墨子（約前468—前376）：名翟，魯國人，春秋戰國時代思想家，墨家創始人。他認為「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提倡「兼愛」的學說。現存《墨子》書中有《兼愛》上中下三篇。楊子，指楊朱，戰國時代思想家。他的學說的中心是「為我」，《孟子·盡心》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他沒有著作留傳下來，後人僅能從先秦書中略知他的學說的大概。

　　[70]陶潛詩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歲九月九日》中說：「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心中焦。」又《與子儼等疏》中說：「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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