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藝之一瞥(3)_魯迅

上海文藝之一瞥(3)

　　這樣的翻著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著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於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惜的。當革命文學的運動勃興時，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忽然變過來了，那時用來解釋這現象的，是突變之說。但我們知道，所謂突變者，是說A要變B，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個條件一出現，於是就變成了B。譬如水的結冰，溫度須到零點，同時又須有空氣的振動，倘沒有這，則即便到了零點，也還是不結冰，這時空氣一振動，這才突變而為冰了。所以外面雖然好像突變，其實是並非突然的事。倘沒有應具的條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說已變，實際上卻並沒有變，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突變回去了。

　　去年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實。因為這時已經輸入了蒲力汗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的理論，給大家能夠互相切磋，更加堅實而有力，但也正因為更加堅實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壓迫和摧殘，因為有了這樣的壓迫和摧殘，就使那時以為左翼文學將大出風頭，作家就要吃勞動者供獻上來的黃油麵包了的所謂革命文學家立刻現出原形，有的寫悔過書，有的是反轉來攻擊左聯，以顯出他今年的見識又進了一步。這雖然並非左聯直接的自動，然而也是一種掃蕩，這些作者，是無論變與不變，總寫不出好的作品來的。

　　但現存的左翼作家，能寫出好的無產階級文學來麼？我想，也很難。這是因為現在的左翼作家還都是讀書人——智識階級，他們要寫出革命的實際來，是很不容易的緣故。日本的廚川白村（H．Kuriyagawa）曾經提出過一個問題，說：作家之所以描寫，必得是自己經驗過的麼？他自答道，不必，因為他能夠體察。(30)所以要寫偷，他不必親自去做賊，要寫通姦，他不必親自去私通。但我以為這是因為作家生長在舊社會裡，熟悉了舊社會的情形，看慣了舊社會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夠體察；對於和他向來沒有關係的無產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最近左聯的提出了「作家的無產階級化」的口號，就是對於這一點的很正確的理解。）

　　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為他生長在這正在滅亡著的階級中，所以他有甚深的瞭解，甚大的憎惡，而向這刺下去的刀也最為致命與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並非要將本階級或資產階級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於他們的不能改良，不能較長久的保持地位，所以從無產階級的見地看來，不過是「兄弟鬩于牆」，兩方一樣是敵對。但是，那結果，卻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為一粒泡沫的。對於這些的作品，我以為實在無須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學，作者也無須為了將來的名譽起見，自稱為無產階級的作家的。

　　但是，雖是僅僅攻擊舊社會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點，看不透病根，也就於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現在的作家，連革命的作家和批評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知道它的底細，尤其是認為敵人的底細。隨手舉一個例罷，先前的《列寧青年》(31)上，有一篇評論中國文學界的文章，將這分為三派，首先是創造社，作為無產階級文學派，講得很長，其次是語絲社，作為小資產階級文學派，可就說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為資產階級文學派，卻說得更短，到不了一頁。這就在表明：這位青年批評家對於愈認為敵人的，就愈是無話可說，也就是愈沒有細看。自然，我們看書，倘看反對的東西，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個戰鬥者，我以為，在瞭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的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瞭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我想，這是在現在環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還可以做得到的。

　　在現在，如先前所說，文藝是在受著少有的壓迫與摧殘，廣泛地現出了饑饉狀態。文藝不但是革命的，連那略帶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現狀的，連那些攻擊舊來積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這情形，即在說明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32)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並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為「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凶到絕頂一樣。

　　在一部舊的筆記小說——我忘了它的書名了——上，曾經載有一個故事，說明朝有一個武官叫說書人講故事，他便對他講檀道濟——晉朝的一個將軍，講完之後，那武官就吩咐打說書人一頓，人問他什麼緣故，他說道：「他既然對我講檀道濟，那麼，對檀道濟是一定去講我的了。」(33)現在的統治者也神經衰弱到像這武官一樣，什麼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佈置了比先前更進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卻用著更厲害的流氓手段：用廣告，用誣陷，用恐嚇；甚至於有幾個文學者還拜了流氓做老子(34)，以圖得到安穩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學者，就不但應該留心迎面的敵人，還必須防備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複的暗探了，較之簡單地用著文藝的鬥爭，就非常費力，而因此也就影響到文藝上面來。

　　現在上海雖然還出版著一大堆的所謂文藝雜誌，其實卻等於空虛。以營業為目的的書店所出的東西，因為怕遭殃，就竭力選些不關痛癢的文章，如說「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類，那特色是在令人從頭看到末尾，終於等於不看。至於官辦的，或對官場去湊趣的雜誌呢，作者又都是烏合之眾，共同的目的只在撈幾文稿費，什麼「英國維多利亞朝的文學」呀；「論劉易士得到諾貝爾獎金」呀，連自己也並不相信所發的議論，連自己也並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說，現在上海所出的文藝雜誌都等於空虛，革命者的文藝固然被壓迫了，而壓迫者所辦的文藝雜誌上也沒有什麼文藝可見。然而，壓迫者當真沒有文藝麼？有是有的，不過並非這些，而是通電，告示，新聞，民族主義的「文學」(35)，法官的判詞等。例如前幾天，《申報》上就記著一個女人控訴她的丈夫強迫雞奸並毆打得皮膚上成了青傷的事，而法官的判詞卻道，法律上並無禁止丈夫雞奸妻子的明文，而皮膚打得發青，也並不算毀損了生理的機能，所以那控訴就不能成立。現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訴他的女人的「誣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於生理學，卻學過一點，皮膚被打得發青，肺，肝，或腸胃的生理的機能固然不至於毀損，然而發青之處的皮膚的生理的機能卻是毀損了的。這在中國的現在，雖然常常遇見，不算什麼稀奇事，但我以為這就已經能夠很明白的知道社會上的一部分現象，勝於一篇平凡的小說或長詩了。

　　除以上所說之外，那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和鬧得已經很久了的武俠小說之類，是也還應該詳細解剖的。但現在時間已經不夠，只得待將來有機會再講了。今天就這樣為止罷。

　　【注釋】

　　(30)廚川白村的這些話，見於他所作《苦悶的象徵》第三部分中的《短篇〈項鍊〉》一節。

　　(31)《列寧青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一九二三年十月在上海創刊，原名《中國青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改為《無產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又改為《列寧青年》，一九三二年停刊。這裡所說的文章，指載於該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三月）得釗的《一年來中國文藝界述評》。

　　(32)朱元璋（1328～1398）濠州鐘離（今安徽鳳陽）人，元末農民起義軍領袖之一，明朝第一個皇帝。辛亥革命前夕，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曾登過他的畫像，稱他為「中國大民族革命偉人」、「中國革命之英雄」。

　　(33)按這裡說的檀道濟當為韓信，見宋代江少虞著《事實類苑》：「黨進不識文字，……過市，見縛欄為戲者，駐馬問汝所誦何言。優者曰：『說韓信。』進大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面兩頭之人。』即令杖之。」

　　(34)拜了流氓做老子指和上海流氓幫口頭子有勾結，並拜他們做師父和乾爹的所謂「文學家」。

　　(35)民族主義的「文學」當時由國民黨當局策劃的反動文學。參看本書《「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及其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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