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制篇集證》自序|劉師培

《王制篇集證》自序

　　《禮記正義》引盧植說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考《史記·封禪書》云：「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漢書·郊祀志》同。此《王制》作于漢文時之證。又考趙岐《孟子題詞》言：漢文之時，「《孟子》《爾雅》皆立博士」，而《王制》一篇，多掇《孟子》《爾雅》，說書為漢文博士所輯，碻然可征。況巡狩之事，所言特詳，與《史記》謀議巡狩封禪合。周尺東田，又系漢制，則《禮記》之《王制》即文帝時所作《王制》也。鄭君《三禮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鄭志》答臨碩問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複在其後。」駁《五經異義》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是《王制》作于漢文時鄭君雖未明言，然一雲出孟子之後，一雲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亦未嘗定指為周人作也，不得據鄭說以非盧說。

　　近儒孫志祖、臧庸均宗鄭難盧。孫之言曰：「文帝《王制》非《禮記·王制》，盧以書名偶同牽合之。」臧之言曰：「劉向《別錄》云：文帝時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禮記·王制》無言服制、兵制者，則非漢文書審矣。」不知兵制、服制本別自為篇，特本制存而彼篇亡耳。且盧氏為漢人，奚至誤解漢事？孫、臧所言，非篤論也。蓋《王制》一書，為漢文博士所輯，各出師說，匯為一編，故一篇之中，有古文說，有今文說，不拘於一經之言也。所記之制有虞、夏制，有殷制，有周制，不拘於一代之禮也。不拘於一經之言、故《史記》言其刺六經而成；不拘於一代之禮，故鄭君以為所記乃先王之事。是則《王制》一篇與《白虎通德論》例同，乃雜采眾家之說、歷代之制而成者也。當西漢之初，叔孫通之流皆傳古文以昭荀卿之傳，及伏生、韓嬰、轅固之學盛于燕、齊，而今文之學起。

　　文帝之時，諸經咸立博士，古文、今文，說靡軒輊。故《王制》一篇，兼采今古文說。如首章言「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以天子非爵，與《公羊》制爵三等，今易天子為爵稱殊。又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與《公羊》上士、下士制殊。若夫分天下為左、右，曰二伯，鄭注以為即周、召分陝事。又言「塚宰製國用」，宰官至周始尊，惟周官以理財屬太宰足征。《王制》兼采周制，惟周制與古並舉，故鄭注《王制》必證某為殷禮，某為虞、夏禮，在當時均有所承。其注周官經，亦兼引《王制》，正以《王制》之中亦有周禮。是則考《王制》者，當首知語本某書為某家之說，繼當知此制屬某代，然後其說可通。若僅以一家之言、一代之制目之，失其旨矣。近人解《王制》者其誤有二：一以《王制》為孔子改制之書，或以為合于《谷梁》，或以為合於《公羊》，不知《王制》所采，不僅今文；所采今文，不僅《公》《穀》謂之偶取《公》《穀》則可，謂之悉符《公》《穀》則不可。一以群經非古籍，均依《王制》而作，不知此乃《王制》依群經而作也。若謂群經依《王制》作，則執流為源。不揣固陋，作《王制集證》，首定某制本某經，以證所采非一家之言；繼定某制屬某代，以證所輯非一代之制。其所不知，則姑從缺。是亦祖述盧氏之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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