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日本併吞朝鮮記

日本併吞朝鮮記(1)

　　（清宣統二年）

　　記例

　　一本文名為《日本併吞朝鮮記》，故記事以日本為主，其朝鮮內治及他國經營朝鮮之事蹟，惟舉其大概，取相發明耳。

　　一本文既名曰記，自不容多下論斷，但事實之原因結果，有不得不略為說明者，將使讀者易於循省，故文體不能謹嚴，方家諒焉。

　　一本文所記事，其由朝鮮發生者，甲午以前，用中國年號，乙未以後，用朝鮮年號，其由日本發生者，用日本年號。

　　一本文或稱朝鮮，或稱韓，從行文之便，別無他義。

　　一朝鮮君主昔稱王，中稱皇帝，今則稱李王，本文所記，各就時代而從其稱。

　　外史氏曰：朝鮮今真亡矣。朝鮮之亡，不自今日，特今日則名與實俱亡雲爾。是故記朝鮮之亡，不得不托始於四十年以前。夫亡者朝鮮也，而亡之者日本也。朝鮮之所以由存而即於亡者，其所曆之途徑有四：一曰役屬中國之時代，二曰號稱獨立之時代，三曰役屬日本之時代，四曰併吞於日本之時代。日本之所以亡朝鮮者，其所曆之途徑亦四：一曰與中國爭朝鮮之時代，二曰與俄國爭朝鮮之時代，三曰以朝鮮為保護國之時代，四曰併吞朝鮮之時代。此兩造之四時代，其界線略同，今畫前兩時代為「前記」，後兩時代為「本記」。於以觀朝鮮自取剿絕之由，與夫日本謀人家國之術，此真當世言政者得失之林也。

　　前記

　　第一中日爭韓記

　　朝鮮與中日兩國之關係。朝鮮自古服屬我，然惟漢代曾收其一部為郡縣，過此以往，羈縻勿絕而已。我國自昔待屬國如此，匪獨一朝鮮也。而其國與日本一葦相望，日人之狡焉思啟，殆非一日。據東史所記，則當我漢獻帝建安中，日本有神功皇后者，曾親征新羅，略其地置戍兵焉。當時朝鮮裂為三國，曰高句驪，曰百濟，曰新羅。蓋高句驪與我交涉最繁，新羅則昵近日本，百濟則常修玉帛於二境者也。自唐以還，三國統一，名曰高麗。常北面於我，與日本之交殆絕。及明神宗萬曆間，日本有豐臣秀吉者，雄略為彼國史中所僅見，嘗大舉伐朝鮮，幾滅之，賴我援僅免。日本之與我爭朝鮮，實自茲始也。未幾，我朝崛興，朝鮮恭順，臣服最早，列聖懷遠以德，舍歲時享覲外，無所誅求，而日本則德川氏柄政，專務文教，不遑外事。朝鮮閉關酣嬉者三百年，俗日以偷，政日以亂，其勢既不足以自存。值歐勢東漸，浸益多事，而日本方于其間就維新之業，磨刃欲試，我亦當中興之後，朝氣未衰，兩國相接，而以朝鮮為之間。朝鮮亡機兆於是矣。

　　日韓交通初期。日本明治新政府初建之日，正朝鮮大院君專政之時。大院君李昰應者，朝鮮王李熙之生父（熙即朝鮮前王，甲午以後自稱皇帝，四年前讓位其子，稱太皇帝，今被廢為李太王者也），王方幼而為之攝政。其為人也，好弄術智而不知大體，喜生事而無一定之計畫，性殘酷驕慢而內荏多猜，實朝鮮民族性質之代表，而亂亡之張本人也。大院君之始攝政，實當我同治三年（熙以同治二年即位，時年十三），其時我國五口通商久開，日本亦已辟三互市場，世界大勢所趨，固不容朝鮮長此閉關自守，天主教勢力浸彌漫于其國中，而俄、法、美諸國，次第遣使議修好，而大院君一以諉諸我政府。其諉諸我政府也，非守國際法上屬國之名分也，非懾我上國之威也，圖狡卸不自負責任而已（著者按：對於外交事件，圖狡卸不負責任，此吾中國人相傳心法，朝鮮人亦師我長技者）。大院君攝政之四年，而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初，日本當將軍秉政時，其與朝鮮交際，專委諸對馬守宗氏，幕府不自直接。至是，遣對馬守宗重正使韓，告王政維新，韓人以其璽書中有「皇帝」字樣，拒不受。明治二年（同治八年），更使外務權大錄（大錄，官名，權署理也。下仿此）佐田伯茅、少錄森山茂為交涉使使韓，韓人拒如故。三年，複遣外務少丞吉岡弘毅往使，森山茂、廣津弘信副之，淹留一年有半，不得要領；宗重正再移書喻指，勸韓廷引見吉岡等，不省。五年，宗重正複使其家臣相良重樹往與周旋，凡上書于韓政府二十四次，終不納。其年八月，複遣外務大丞花房義質、少記森山茂乘二軍艦往使焉，韓吏拒如故。六年，廣津複奉命往，森山旋至，亦無所得，怏怏歸。蓋自日本明治維新以還，朝鮮之草梁館（草梁館者，所以待外賓也，如我會同四譯館），無一日無日本使節之足跡，韓廷之虛驕無禮，誠出情理之外，而日人寧含詬忍辱而終不舍去，且終不肯轉而就商於我政府（當時俄、英等國皆轉而與我交涉）。蓋其處心積慮，務置朝鮮於我勢力範圍以外，四十年間，政策一貫，而自始絕不肯誤一著以取自縛有如此也。

　　所謂征韓論。征韓論者，日本內政上之一大事也，而其因乃發自外交。先是明治二年，佐田伯茅反自朝鮮，即首倡用兵要盟之議。四年，外務權大丞丸山作樂等，謀組織一秘密隊，出奇襲韓，為政府所覺，逮而錮之。繼此遷延數年，使節十數往返，而受侮于韓者愈甚，日人殆不復能忍。六年六月，森山茂歸，盛言韓罪之當誅，且陳言方略。於是廷議分為兩派，一曰征韓論派，參議西鄉隆盛、副島種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後藤象次郎主之，而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為之魁；二曰非征韓論派，參議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大隈重信、大木喬任主之，而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之魁。兩派堅持所信，抗爭亙數月，非征韓論派卒勝。日本維新元勳，自茲分裂。西鄉一派聯袂辭職，朝列空其半，遂以導明治十年西南之亂。雖然，非征韓論派，固未嘗謂韓之不可征也，謂今尚非其時雲爾。要之，日本自維新後，本已予韓人以不能安席之勢，而韓人所以因應之者複失宜，我國所以指導之者複無狀，坐使以區區小節，長強鄰敵愾之氣，而授之以問罪之口實。日本之有今日，未始非韓人激之使奮也。

　　《江華灣條約》。明治九年（光緒二年），日本與朝鮮始結修好條約，所謂《江華灣條約》是也。先是，征韓論既決裂，日本政府於明治七、八兩年，仍先後派外務大丞宗重正、理事官森山、副官廣津詣韓，卑辭乞結約，韓人深閉固拒猶昔。明治八年九月，日本一軍艦測量朝鮮海岸，其舢板過永宗島，島上炮臺忽轟擊之，軍艦遂應戰，壞其堡壘。翌年正月，日本遂以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為全權大臣，議官井上馨為副大臣，率六艦詣江華灣（即永宗島）問罪，且脅使結約。於是朝鮮舉國鼎沸，議和議戰，莫敢執咎，而日本威逼急於星火，遂以其年二月二十六日，締結所謂《日韓修好條規》者十二款。《禮》曰：「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朝鮮臣於我，而其有外交，實始此。《條規》第一款云：「朝鮮為自主之邦，與日本國有平等之權。」當時韓人固視此為義所當然，即我國亦從，不識國際法上「自主」二字作何解釋，且素賤視日本，謂不足與大邦齒，方謂彼自願與我屬邦平等，足征恭順。而不知日人所以十年間鍥而不捨，持滿而後發者，其目營心注即在此「自主」「平等」之四字，此約既訂，日人遂不復認我之主權得行於朝鮮矣。

　　壬午之變。朝鮮既與日本結約，遣使往報聘，其達官亦漸有游於日本者，睹其政治修明，羨而思效之。乃先從事練兵，聘日本一士官堀本某為教習。而其督練大臣既不曉兵事，且貪黯無藝，克扣軍餉，至食中雜沙土，於是新軍與見汰之舊軍鹹怨，胥謀作亂。光緒八年六月，暴徒數千驟起，殺官吏三百余人，堀本與焉。遂火日本公使館，公使花房義質僅以身免。日本遂遣軍艦三，兵士八百入仁川，因定所謂《濟物浦條約》者，其內容則：一、朝鮮逮治罪犯，二、償日本金五十萬元，三、派謝罪使於日本，四、日本使館置守衛兵也。朝鮮有日本兵自茲始。

　　甲申之變。自光緒八年以後，中日之爭韓始劇。壬午變起之際，北洋大臣李鴻章使道員馬建忠俘大院君安置保定，使提督吳長慶率師四千戍漢城，專治兵事，使同知袁世凱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專司對付韓人事，使德人摩靈德夫為外交顧問，其海關亦使總稅務司赫德監督。當時我國勢力之在朝鮮者，視後此日本設統監時，有過之無不及。使吾有人焉，雖百日本，無如我何也。乃吾之當其沖者，既無絲毫政治上之常識，不能為之革秕政以靖亂源，而複暴戾恣睢，以賈其君民之怨，坐使其新進氣盛之輩，群思結日本以撓我。於是朝鮮有中國黨、日本黨之目。雖然，中國黨盤踞要津既久，日本黨後起，勢固不敵，日人不得已假卑劣手段以濟之，遂有光緒十年十一月之變。先是，其年七月，我軍與法戰于馬江，敗績，朝鮮人益輕我，而日本駐韓公使竹添進一郎忽歸國。九月，複返漢城，舉《濟物浦條約》所索償金五十萬元中之四十萬，退還韓人，聲言助其行政改革之用（著者按：與美國之退還我庚子賠款何相類也），韓人深德之。十一月日本在漢城所設之郵政局，行落成禮，韓廷貴顯及各國使臣鹹集，獨日使竹添托故不至。宴方酣，突有放火於比鄰者，座客驚散，號稱中國党之閔台鎬、趙寧夏、李祖淵、尹泰駿、韓圭稷、閔泳穆、柳在賢皆遇刺死。日本党之金玉均、樸泳孝馳入宮門，疾呼清兵作亂，日使竹添旋率兵一中隊，稱入衛，擁王移別殿，謀挾以適仁川。王以失妃及太子所在，涕泣不肯行，翌日我兵至，遂移王于我營。竹添不得逞，怏怏歸國，日本黨悉隨以去，其不及遁者鹹就誅夷。是役也，日本誠心勞日拙，然其機變之巧，與其一往無前之概，使人一驚。

　　《天津條約》。甲申之變，戎首實為日本，五尺之童所能知也。而日人有藏身甚巧者一事，當我兵之入韓宮也，竹添禁其軍隊，不許開槍，而袁世凱乃炮擊日本公使館，且焚毀之，予彼以一絕好之口實。果也光緒十一年三月，日政府居此奇貨，遣伊藤博文為全權，詣天津，與我北洋大臣李鴻章交涉，卒議定專條三款：第一，中日兩國皆撤退朝鮮戍兵；第二，兩國皆不得派員為朝鮮軍隊教習；第三，朝鮮若有內亂，兩國中無論何國派兵前往，必預先行互相知照。此約款所以限制兩國者，若甚平等。雖然，日本不過不能驟得其所欲得而已，我則舉既得權而盡喪之也。此如吾世畜一僕，忽與客約曰：吾與客皆不得漫役此僕，客欲管僕，必得請於我，我欲管僕，亦必得請於客。《天津條約》正此類也。蓋《江華灣條約》使朝鮮自認非我屬國，《天津條約》使我認朝鮮非我屬國。蓋《江華灣條約》明朝鮮與日本平等，日本既非他人之屬國，朝鮮自非他人之屬國也。《天津條約》明中國對於朝鮮之權利義務與日本平等，中國既可目朝鮮為我屬國，則日本亦可目朝鮮為彼屬國也。

　　甲午戰役。自《天津條約》後七八年間，日本如鷙鷹將擊，先以蟄伏，其與朝鮮交涉，無甚大事可紀。我袁世凱侈然以上國之代表臨之，頤使韓君臣若奴僕，日以賈韓人怨而招列國之嫉，嘗一度謀廢韓王，立其侄李堎鎔，而使大院君再攝政，有告密者，乃中止。而閔妃之族，初以媚世凱得政，至是益橫恣，黷貨虐民，無所不至，民窮財盡，內亂蜂起。光緒二十年三月，有所謂東學黨者，揭竿于全羅道，勢頗猖獗。袁世凱方思假此以立功名，遽勸韓王乞援於我，乃我軍艦揚威平遠、操江，方入仁川，而日本軍艦七艘儼然已在，且以陸戰隊四百大炮二門護其公使大鳥圭介入漢城。世凱驚愕，不知所為。我政府據《天津條約》知照日本，謂依保護屬邦之舊例，從朝鮮之請，派兵戡亂，日人以不認朝鮮為我屬邦，複書相謝。此問題爭辯殆匝月，日本不屈。我國約共同撤兵，不許。中間經英、俄調停無效，更主張干涉朝鮮改革內政，我師方逍遙平壤，遷延待交涉之妥協，而日軍已遍滿漢城。韓廷狼狽無措，乞計于袁世凱。世凱惟告以自稱中國屬邦，理合乞援，日本出兵，甚為無理，令以此當日本而已，而適啟日本以攻瑕之路。日使大鳥即騰書朝鮮政府，詰其為獨立之國乎，抑為中國屬邦乎？限一日覆答。至是世凱口舌之力，不復得施。遷延三日，而朝鮮卒以獨立國答。日使謂既為獨立國，宜速改革內政，乃上政綱五條，促施行。韓廷益洶懼，決諸世凱，世凱謂宜陽許之而促其撤兵，更為後圖。蓋敷衍延宕，實吾國唯一之外交術，為我屬邦者，例宜師之，韓廷與世凱心理同也。而日本固非若是易與，越旬日，且以書逼韓廷曰：朝鮮與中國昔所締約，與獨立國之性質不相容，宜摧棄之。韓廷未決答，而世凱已宵遁。自是朝鮮遂告絕於我，且與日本結攻守同盟條約矣。

　　日本干涉朝鮮內政之始。韓人之不自立，而惟人是賴，其天性也。日兵之既入韓京也，韓人之號稱維新黨者，舉欣欣然有喜色，競通款於日軍，乞以兵衛王城，廢王妃，起大院君再攝政。日人從其二，惟廢妃之舉，持而未發，未幾遂盡黜舊官，而設一議政府，八大衙門名稱悉仿日本，以日本黨人充之，大院君為之魁。新政府雖以改革自標異，而大臣日日會議，惟口銜煙管，游談無根，從未一及國事，內之則朋黨傾軋，彼此互欲剚刃於其腹（著者按：中國所謂新黨者何如）。時我軍敗報未至，大院君複貳于我，事發，日人逼使退位。日政府以大鳥圭介干涉韓政之不得要領也，使其維新元勳井上馨代之，井上上政策二十條，謁見韓王，聲色俱厲，韓王震懾，乃率群臣誓於太廟，頒佈所謂《洪範》十四章者。其要端則將王室事務與國家事務分離也，設責任內閣也，統一財政也，租稅以法律定之不得妄征也。改定官制明正權限也，派遊學也，行徵兵也，編纂法典也，用人不拘門地也，條理粲然，與後此我國之立憲《九年籌備案》乃大相類。然上自君主，下逮百執事，其嘗有一日定行此誓廟之《洪範》乎？則不待問而可知矣。雖以日本第一流政治家井上其人者，而無如朝鮮何，日本於是益知朝鮮人之不足與立，而取而代之之心益決矣。

　　《馬關條約》。戰役既竣，我與日本結《馬關條約》，其第一條則我國認朝鮮為完全無缺獨立自主之國也。蓋朝鮮之以公文表示脫離上國之意思也，嚆矢于《江華條約》，而大成於攻守同盟條約。我之以公文表示捐棄屬邦之意思也，嚆矢于《天津條約》，而大成於《馬關條約》。自是我在朝鮮，無複發言權。日本謀韓之第一期政策，全然告成，而朝鮮王亦妄竊帝號，聊以自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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