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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以後第一偉人趙武靈王傳


  (清光緒二十九年)

  一、敘論。痛哉恥哉!中國民族之外競史也。自商周以來四千餘年,北方賤種,世世為中國患,而我與彼遇,劣敗者九而優勝者不及一。其稍足為歷史之光者,一曰趙武靈,二曰秦始皇,三曰漢武,四曰宋武(劉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而四役之中,其最足為吾儕子孫矜式者,惟趙武靈。

  二、當時本族之形勢。黃帝以後,我族孳乳浸多,分佈于中原,而其勢不相統合,雖夏後殷周之盛,其元後與群後,皆南面分土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所謂大一統者,不過一虛名已耳。及春秋以降,五霸迭興,兼併盛行。降及戰國,繼以七雄,凡曆四五百年,逮嬴秦興,而中國始統於一。五霸七雄者,實我古代史之帝國主義過渡時代也。而其勢愈搏愈劇,如重學公例,所謂物墜空中,愈距地近而其速率愈增。七雄時代者,實短兵相接,決勝負于一發之時機也。

  群學公例,惟內力充實,乃能宣洩於外,亦惟外競劇烈,而內力乃以益充。故我民族活潑進取之氣象,惟七雄時代為最盛,皆此之由。

  三、當時外族之形勢。北國之先,其所自出,不可深考,史家或以為亦神祖黃帝之支裔。雖然,既竄於異域,與母國殊其語言,殊其風俗,殊其宗教,則已不得謂之為同一民族。自周以來,所謂山戎、玁狁者,已世為中國患,驪山之變,為歷史上第一次之國恥。此後雖齊晉繼霸,並力外攘,而聲威所訖,綦微末矣。卒乃白狄、赤狄,盤踞中原,為患心腹,終春秋之世,吾族苦之。然彼族發達甚緩,且散漫不相統紀,猶甚於我,以故主客之勢,猶不相敵,降至戰國,而控弦之種,漸加強盛,所謂匈奴一種屬者,始崛起於北方,《史記》所謂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即秦、趙、燕是也。故三國皆築長城以為防,至是而匈奴與中國,殆有不兩立之勢。

  四、趙之地位。自晉悼公和諸戎後,戎翟皆朝于晉,不相侵犯,故中國不病,而狄亦得安堵以自強。至周安王時,晉卿趙襄子帥師逾句注,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亦畏逼不得不爾也,而趙與胡之交涉,自茲益繁。三卿分晉,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皆與狄界邊。其後秦滅義渠,魏西河上郡入于秦,自此三晉之中,惟趙邊胡,而其所當之衛,視秦燕為更劇。趙不創胡,胡必弱趙,趙之憂患在是,趙之所以盛強亦在是。

  五、武靈王伐胡之預備。

  《戰國策》: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跡,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中略)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既定負遺俗之累,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

  欲使外競有力,非舉其國而為軍國民不可。七雄中實行軍國主義者,惟秦與趙,趙之有武靈、肥義,猶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動力在臣,趙之主動力在君。商君者,秦之俾斯麥,而武靈王者,趙之大彼得也。王之變胡服也,凡以為習騎射之地也,以騎射教百姓,所謂舉國民而皆兵之也。

  六、輿論之反抗及王之英斷。

  《戰國策》:王使王孫絏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于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恐天下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中略)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中略)是故聖人苟可以利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中略)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于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凡改革之業最難,其利在後,愚者弗見,知者即或見之,而疑慮其成,若夫目前之不便,則萬眾所共睹也。故非智勇兩備者,其不挫躓於中途希矣。武靈王之大計畫,非徒在陸軍也,而猶在水師,一面廣舟楫之利,一面采騎射之長,此其政策之全體也。彼所以語公子成者,於國勢敵情,洞見無餘蘊矣,而水居之民,可以用因,騎射之民,勢必用創,因尚易而創斯難,其必汲汲易胡服也。固以謀騎射之便利,抑亦藉此以一舉國之觀聽而定民志也。日本變法時之易服,亦猶此意而已。故以騎射為其目的,而以胡服為其手段,彼其目的已非庸眾所得喻,況於手段,其駭必更倍蓰矣,王固知之而必厲行之,此所謂智勇俱備者也。商鞅為輿論所反對,而以威力屈之,武靈為輿論所反對,而以理勢服之。雖其所處地位各不同,而武靈之手段,固高鞅一籌矣。法行自貴近始,此兩君所同認也,乃鞅則罰太子而刑師傅,武靈則先施于公叔而禮下之。公叔變而舉國皆變,其政略豈不亦遠耶?史覆載趙文、趙造、周紹、趙燕與王爭辯胡服,其論甚詳。周紹之言曰:「舉國未通于王之胡服。」觀此亦可見當時全國輿論嘩囂之一班也。文繁不復具引。

  當時反對論,非徒在胡服也,而並在騎射。試以史文證之。

  《戰國策》: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十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攻獲之利,不如其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故賢人觀時而不觀于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今重甲循兵,不可以逾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逾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七、武靈王之成功。王以其遠大之政策,英鷙之材略,冒萬險犯萬難,以實行軍國民主義。卒能使貴族服其教,黎元化其俗,十年之間,四征八討,使趙為當時一等國,揚我民俗聲威於域外。前乎此者,為山甫,方叔之所不能及;後乎此者,為蒙恬、衛青之所不能幾。本族歷史名譽之紀念,以此為最。今據《史記》略次其年表如下:

  武靈王即位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台,以望齊中山之境。

  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習騎射。

  同年,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之門,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並將之,牛翦將車騎,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

  二十三年,複攻中山。

  二十四年,牛贊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逾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二十六年,複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二十七年五月,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主父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

  吾述武靈王之偉業,有欲求讀者注意深察者一事,曰王之兵力所加,皆在異種而非同種是也。王所侵略者,曰中山,曰林胡,曰樓煩。樓煩在今代州北三十裡,即匈奴所居地,林胡在今陝西榆林鎮東北四百五十裡,種以胡名,此兩者之為異族,眾所共知也。若中山,即春秋時之鮮虞,為白狄別種,春秋末最強,晉屢伐之不得志,武靈王以十餘年全國之兵力,僅乃滅之。於是今保定、大同、宣化諸地,始隸內版。使無趙武靈王,則冒頓平城之禍,或不待漢高之時,而已見於中國,蓋未可知耳。唐人詩云:「若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吊古撫今,感慨系之矣。

  武靈王舉動之尤奇特者,則棄萬乘之尊,而自從事于戰陣是也。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自號為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

  於戲,此等舉動,豈不壯哉!豈不偉哉!使主父而永其年,則一統之業,其將不在秦而在趙,而白登之金繒,甘泉之烽火,或遂不至為我國史汙也。而乃亢龍有悔,遺恨於沙丘,鴝鵒能言,齊志於爵鷇,大業之就,雖曰人事,豈非天命耶?嗚呼!

  八、結論。國史氏曰:論者或以為國民之性質,全由地理上、遺傳上所限定。謂吾國民之文弱,其天性也。嘻!何為其然。觀于武靈王時代之趙國,雖泰西之斯巴達,何以尚之,夫非猶是吾輩之祖宗也歟?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故知黎民于變,放勳所以光被;遐不作人,周王所以壽考;齊桓好紫,一國易服;豐沛之間,群兒椎埋;一二英雄,以右武精神鼓舞而左右之,舉國靡然,今猶昔耳。嗚呼!使武靈王而在今日者,德皇維廉第二瞠乎後哉!武靈王卒後二十餘年,而趙將在李牧。

  附 李牧傳

  《史記·李牧傳》: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失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複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複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索隱》云:「謂能射者也。」)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余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史記·馮唐傳》)。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擒滅。

  國史氏曰:古稱兵法有守如處子、出如脫兔者,豈李牧之謂耶?漢文時,匈奴數為邊患苦,烽騎至候甘泉,景帝乃納晁錯納粟拜爵、徙民實邊、以屯為兵之議,而匈奴勢乃少殺。殆今世所謂武裝的平和非耶?未幾而孝武卒用其力,命將出師,逐北千里,致漠南無王庭。呼韓邪以後,而冒頓之裔,且俯首歸命於我大邦矣。漢世孝文、孝景、孝武三代之境遇之軍略,李牧以一身備之,茂陵之聞而拊髀也宜哉!抑李牧之人格,武靈王之教育所產出也;李牧之功業,武靈王之經營所留貽也。一夫善射,百夫決拾,英雄之澤,數世未斬,盛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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