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記第二章新政詔書恭跋

第二章新政詔書恭跋(1)

　　皇上雖上制於西後，下壅于大臣，不能有其權，不能行其志。然自四月二十三日以來，三月之間所行新政，渙汗大號，實有足驚者，雖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紀之政跡，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我國凡百政務，皆以詔書為憑，而詔書又分兩種：一為明諭，下之於內閣，刊之于邸報，臣民共見者也；一為廷寄（亦名交片），下之於軍機處，不刊于邸報，民不能共見者也。今特取邸報之明諭有關新政者，揭載於下，逐條加以跋語，而廷寄猶未能備載焉。雖然，觀於此而我皇上之英明仁厚勇決，亦可以略窺一斑矣。

　　四月二十三日上諭：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于時政毫無補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襲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及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謹按】我國迫於外侮，當變法者，蓋六十餘年矣。然此六十餘年中，可分為四界。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國圖志》，倡「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林則徐乃創譯西報，實為變法之萌芽。然此後二十年餘年，疊經大患，國中一切守舊，實無毫釐變法之說也。是為第一界。同治初年，創巨痛深，曾國藩曾借洋將，漸知西人之長，創製造局以制器譯書，設方言館，創招商局，派出洋學生。文祥亦稍知時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為大使，遍交泰西各國，變法之事，於是篳路開山矣。當時又議選翰林部曹，入同文館學西文，而倭仁以理學重名為宰相，以死爭之，敗此大舉，且舉國守「攘夷」之說。郭嵩燾以通才奉使，深明時局，歸而昌言，為朝士所攻，卒罷去。至於光緒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恥言西學，有談者詆為漢奸，不齒士類。蓋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惡。是為第二界。馬江敗後，識者漸知西法之不能盡拒，談洋務者亦不以為深恥，然大臣未解，惡者尚多，議開鐵路，猶多方擯斥。蓋製造局譯出之書，三十餘年，而銷售僅一萬三千本。京師書肆尚無地球圖，其講求之寡可想矣。蓋漸知西學，而莫肯講求，是為第三界。然盡此六十年中，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過稱其船堅炮利、製造精奇而已，所採用者不過炮械軍兵而已。無人知有學者，更無人知有政者。自甲午東事敗後，朝野乃知舊法之不足恃，於是言變法者乃紛紛。樞臣翁同龢首先講求，輔導皇上，決意變法。皇上聖明，日明外事。乙未五月，翁同龢擬旨十二道，欲大行變法之事，以恭邸未協而止。然朝士紛紛言新法，漸知學堂為變法之本，而皇上頻催辦鐵路、礦務、學堂之事。未幾西後複收大權，皇上幾被廢，新政遂止。然而強學會、《時務報》大呼於天下，天下人士咸知變法，風氣大開矣。是為第四界。然明於下而未行於上，新舊相爭，大臣多不以為然，以未定國是故也。標準未著，人心不一，趨向未定，雖雲變法，仍是守舊而已。及經膠州之變，朝廷益震動。康有為於正月上書請變法宜先定國是，下總署議，上再催而未覆。旅順、大連之事繼起，皇上聖明，益明中外之故。知不變法不能立國，而恭王屢諫，謂祖宗之法不可變，上曰：「今祖宗之地不保，何有於法乎？」因使慶王告西後曰：「朕不能為亡國之君。若不予我以權，寧遜位而已。」西後雖憤甚，然因別有所圖，始聽皇上之所為，乃使慶王複於上曰：「皇上欲辦事，太后不阻也。」至是恭親王適薨，翁同龢輔政，銳志改革。禦史楊深秀，侍讀學士徐致靖相繼上書，請定國是。上既決心，乃白西後，召軍機全堂下此詔書，宣示天下，斥墨守舊章之非，著托於老成之謬，定水火門戶之爭，明夏葛冬裘之尚，以變法為號令之宗旨，以西學為臣民之講求，著為國是，以定眾向。然後變法之事乃決，人心乃一，趨向乃定。自是天下向風，上自朝廷，下至人士，紛紛言變法。蓋為四千年撥舊開新之大舉，聖謨洋洋，一切維新，基於此詔，新政之行，開於此日。

　　【又按】大學堂之詔，三年前既下之矣。至是乃決行之，特令翰林部曹、侍衛道府、州縣大臣子弟、武職鹹入學，其規模亦廣大矣。

　　四月二十五日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保舉通達時務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為、刑部主事張元濟，著於本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著該督撫送部引見，廣東舉人梁啟超，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看具奏。欽此。

　　【謹按】國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見。召見小臣，自咸豐後四十餘年未有之異數也。啟超以布衣召見，尤為本朝數百年所未見。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同日有禦史黃均隆參劾黃遵憲、譚嗣同及啟超。兩疏並上，皇上於劾者置之不問，於薦者明發諭旨，其用人不惑又如此。

　　四月二十七日朱諭：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于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多年，不忍遽加發譴，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欽此。

　　同日上諭：自後在廷臣工，仰蒙皇太后賞賜，及補授文武一品滿漢侍郎，均著於具折後，恭詣皇太后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提督等官，亦著一體具折奏謝。欽此。

　　同日上諭：王文韶著迅即來京陛見，直隸總督著榮祿暫行署理。欽此。

　　【謹按】國是之詔甫下，聽皇上辦事之命甫行，而上之師傅親臣在樞垣者即已見逐；太后既歸政，例不見臣工，不別具折，至是忽令二品以上大臣謝恩陛見，並令外官具折。蓋訓政之事，已發於是。榮祿為西後第一親信之臣，恭親王既薨，不入樞垣輔政，而反出督直隸者，蓋以統北洋三軍，預發天津閱兵之詔，以謀行廢立之事也。康有為等召見，尚在二十八日。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以後，而二十七日翁同龢見逐，榮祿督師，西後見大臣，篡廢之謀已伏。內之則軍機大臣中禮親王為榮之姻家，剛毅為榮之羽翼；外之則北洋三軍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為榮之腹心。一切佈置已定，大權在手。故榮祿至直隸任，瀝陳地方辦事情形之折，上於西後，而不上於皇上。蓋隱謀久定，故敢藐視君上如此，此實幽廢皇上，誅捕帝党之先聲，而案源不在八月六日，而在四月二十七日也。外人不諳朝事，或疑因維新之急激，遂以致敗。由未知廢立之局早定，西後、榮祿預布網羅，聽其跳躍，專待天津閱兵以行大事耳。皇上自知之，而翼挽回大局於一二，且冀收人才以救危機。康有為亦明知之，以中國危亡，聖主危險，入天羅地網而思救之。蓋皆有萬難之苦衷，苟未深知西後榮祿之密謀，不能論維新成敗之大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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