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記第一章康有為向用始末(4)

第一章康有為向用始末(4)

　　書既上，命總理衙門王大臣會議，並進呈所著《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考》，並進英人李提摩太所譯《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及《列國歲計政要》諸書。上置禦案，日加披覽，于萬國之故更明，變法之志更決。日讀康書，知之更深，于時皇上久欲召見康有為，而為恭親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親王薨，翁同龢謀於上，決計變法，開制度局而議其宜，選康有為任之。乃於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二十五日下詔命康有為預備召見，二十八日遂召見於頤和園之仁壽殿，歷時至九刻鐘之久。向來召見臣僚，所未有也。康所陳奏甚多，皇上曰：「國事全誤于守舊諸臣之手，朕豈不知！但朕之權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勢難盡去，當奈之何？」康曰：「請皇上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來本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別責之於小臣。則彼守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複無失位之懼，則怨謗自息矣。即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權，而待此輩之大臣，亦只當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設為華族立五等之爵以處之，厚祿以養之而已，不必盡去之也。」上然其言，此為康有為始覲皇上之事，實改革之起點。而西後與榮祿已早定密謀，於前一日下詔，定天津閱兵之舉，驅逐翁同龢，而命榮祿為北洋大臣，總統三軍，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詣後前謝恩。政變之事，亦伏於是矣。

　　召見後，皇上命其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並許其專折奏事。於是五月初一日，康復上一疏曰：

　　奏為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域，恭折仰祈聖鑒事。竊臣嶺海下士，才識暗愚，以時事艱難，屢次上書，冒瀆天聽，荷蒙皇上天地之量，采及芻蕘，頃乃蒙過聽虛聲，特予召見。垂問殷勤，至過時許，容其愚狂，寬其禮數，複令有所條陳，准其專折遞奏。殊恩異數，皆非小臣所當被蒙。又蒙聖恩令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隆天重地，稠疊有加。臣俯念時艱，仰感知遇，只竭駑鈍，圖報涓埃。頃仰承聖訓，以國家之敗，歸罪守舊諸人，臣妄陳大計，皆承俞允。仰見聖明天縱，求治若渴，洞萬國之故，審時變之宜，此真中國之福也，四萬萬臣民之幸也。臣愚但有喜舞欣蹈，詠歌聖德，然皇上詢訪之盛意，臣何敢知而不言。臣今所欲陳者，曰統籌全域，以圖變法，禦門誓眾，以定國是，聞局親臨，以定制度三者而已。方今累經外患之來，天下亦知舊法之敝，思變計圖存矣。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舉其一而遺其二，枝枝節節而為之，逐末偏端而舉之，無其本原，失其輔佐，牽連並敗，必至無功。夫物之為體，合多質點而後成，室之可居，合多土木而後備。體不備謂之不成人，政不備亦為不成國。故臣以謂不變則已，若決欲變法，勢當全變。如匠人築室，千門萬戶，必繪圖畫則，先定雛形，而後鳩工庀材，乃行興築。若全域未定，圖繪全無，聽甲言而為杧為桷，尺寸不知，又聽乙言而肯構肯堂，木石未備，磚瓦亂構，工匠雜陳。及其全域合龍，必致乖牾鑿枘，而風雨驟至，庇托仍無。若夫縫人裁衣，必量全體之度，庖人調味，必酌醬齏之宜。若妄施刀剪，勢必顛倒裳衣，亂下鹽梅，以至難供刀匕。薄物猶爾，況於舉萬里之國而治之哉！故臣請變法，不欲言某事宜舉，某事宜行者，恐雖詔行，難收成效，必至與總督署、使館、海軍、船廠、電線、鐵路、礦務、製造廠、同文館，同為守舊者藉口攻撓而已。故今欲變法，請皇上統籌全域，商定政體。自百司庶政，用人外交，並草具綱領條目，然後渙汗大號，乃與施行。本末並舉，首尾無缺，治具畢張，乃收成效。臣所請統籌全域此也。頃月膠旅既割，內地權利盡失，危亡逼迫，若火燎原。皇上審時變法，發憤圖存，特下詔書，明定國是。苦心明斷，天下共知，而諸臣惑於舊俗，謠謗紛紜，或庸人自知擯斥于維新，恐富貴之難保，或僉人思媚於權貴，造疑謗而詆諆。交章飛文，變亂黑白，誣攻新政，貝錦如織，流言惑聽，害過流賊。或老耄舊學自托清流，挾「用夷變夏」之言，持「變亂祖制」之說，劫民亂聽，眾志熒惶，藐王言如弁髦，視綸音如草莽。臣惟三代大舉，亦複胥動浮言，盤庚遷殷，屢煩誓誥，戒以「黜心從一」，責其「絕穢自臭」，警以「祖父斷棄」，嚴以「劓殄無遺」。蓋誓者經義所重，亦西國通行。昔聖祖、高宗時，頻有禦門之典。臣伏乞皇上諏日齋戒，特禦乾清門，大集群臣，相與敕誓，布誥天下，與民更始，鹹令具名上表，盡革舊習，黽勉維新。其有不率，予之休免。其有造謠興謗，不奉新政者，上用盤庚劓滅之刑，旁采泰西謠謗之律，明罰敕法，刑茲無赦。庶幾浮言可靖，眾志乃一。國是既定，而大勢鹹趨，臣所請禦門誓眾者此也。今天下言變者，曰鐵路，曰礦務，曰學堂，曰商務，非不然也，然若是者，變事而已，非變法也。變一事者，微特偏端不舉，即使能舉，亦於救國之大體無成，非皇上發憤自強之意也。周公思兼三王，孔子損益四代，乃為變法。臣所請者，規模如何而起，條理如何而詳，綱領如何而舉，節目如何而備，憲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損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若者宜革，若者宜增，若者宜刪，若者宜改，全體商榷，重為草定。茲事體大，關國安危，舉措偶乖，必至齟齬。此非特開專司以妙選通才，不足以商鴻業而定巨典。今欲行新政，但聽人言，下之部議，尤重者或交總署樞臣會議，然大臣皆老耄守舊之人，樞垣總署，皆兼差殷忙之候，求其議政詳善，必不可得也。臣前請用日本例，開制度局於內廷，選天下通才任之，皇上睹臨，日共商榷，其有變法之折，並下制度局商議，擬旨施行，然後挈領振裘，目張綱舉，新政可行，自強有效。臣所請開制度局者此也。雖然，以皇上之明，豈不知籌全域而全變哉，其有不能者，或勢有所限也。然人主有雷霆萬鈞之力，所施無不披靡，就皇上所有之權，行方今可為之事，舉本握要，則亦可一轉移間而天下移風，振作人心矣。國勢危迫，不能需時，及今為之，已遲不及事。惟皇上乾綱獨攬，速斷聖心，以救中國，天下幸甚。臣愚憂國，敢冒死竭拳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時「國是之詔」既下，維新之議已決，而大臣等有所挾持，腹誹特甚。康有為正月所上請開制度局及增置十二局之疏，交總署議覆者，至五月猶未覆。皇上震怒，促其即覆，至是覆上，盡行駁斥。皇上召張蔭桓切責之，謂：「汝等盡駁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辦乎？」張叩頭俯伏曰：「此事重大，非臣數人所能決，請再派樞臣會議。」皇上乃命軍機大臣會議，複駁斥。皇上複親書朱諭責之，發令再議。至六月始議上，然不過擇其細端末節准行而已，餘仍駁斥，皇上無如之何。蓋皇上因西後之惡康，故欲藉廷臣之議以行之，所以屢次發議也，而廷臣亦知皇上之無權，故敢於屢次駁斥也。

　　先是，康未召見以前，于三月時開保國會于京師。士大夫集者數百人，禦史潘慶瀾、黃桂鋆、李盛鐸屢疏劾之。既召見以後，禮部尚書許應騤、禦史文悌複疏劾之。皇上不為動，而許、文二人反因此獲罪焉。自是忌者益甚，謠謗紛紜，其誣辭不堪入耳矣。

　　西後與大臣忌康既甚。皇上深知之，不敢多召見，有所詢問，惟命總署大臣傳旨，康則具折陳奏而已。而康有為所以啟沃聖心，毗贊維新者，則尤在著書進呈之一事。蓋康既呈所著書，皇上覽觀，恍然於變法之條理次序，及召見時，皇上親命將所編輯歐洲列國變革各書進呈，以資採擇。康以所輯《英國變政記》《普國作內政寄軍令考》等書進呈，又輯十年來列國統計比較表，又輯《列國官制比較》《憲法比較》進呈，皆加以按語，引證本國之事，斟酌損益，其言深切，皇上深納之。既乃輯《法蘭西革命記》《波蘭滅亡記》等書，極言守舊不變，壓制其民，必至亡國，其言哀痛迫切。上大為感動，故改革之行，加勇決焉。康所陳改革，大綱節目多詳於著書之中，外人不知之。故鹹竊竊焉疑削康之出入宮禁，私與皇上密謀也。上覽奏甚速，一冊甫上，旋即追問，明旨數四，皆命樞臣廖壽恒傳之。

　　六月，大學士孫家鼐上疏請派康督辦上海官報，蓋軍機大臣授意欲出康使居外，以剪皇上之羽翼也。皇上下詔命康辦報，而又令其將所著各書進呈完畢，然後出京，蓋避嫌疑而欲保全之也。

　　至七月，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為四品卿，參預新政。蓋因楊銳、劉光第皆保國會會員，且由陳寶箴奏薦。林旭則康之弟子，而譚嗣同為康所最親信之人也。皇上因西後及大臣疑忌，不敢用康而特擢此四人，其用心之苦，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自此皇上有所詢問于康，則命四卿傳旨，康有所陳奏，亦由四卿密陳，不復由總署大臣矣。

　　七月二十三、四日之間，有湖南守舊党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梁啟超，摘梁在《時務報》論說及湖南時務學堂講義中之言民權自由者，指為大逆不道，條列而上之。皇上非惟不加罪二人，猶恐西後見之，乃命譚嗣同將其原折按條駁斥，然後以呈西後，蓋所以保全之者無所不至矣。然是時變象已成，未及數日，即有詔命康速出上海，而兩次密詔亦相隨而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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