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之價值

　　《禮記》之最大價值，在於能供給以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學術思想史之極豐富之資料。蓋孔氏之學，在此期間始確立，亦在此期間而漸失其真，其蛻變之跡與其幾，讀此兩《戴記》八十餘篇最能明瞭也。今略舉其要點如下：

　　一，孔門本以「禮」為人格教育之一工具，至荀子則更以此為唯一之工具，其末流乃至極繁瑣極拘迂，乃至為小小儀節費幾許記述幾許辯爭。讀《曲禮》《檀弓》《玉藻》《禮器》《郊特牲》《內則》《少儀》《雜記》《曾子問》……等篇之全部或一部分，其瑣與迂實可驚。觀此，可見儒學之盛即其所以衰。

　　二，秦、漢間帝王好大喜功，「封禪」「巡守」「明堂」「辟雍」「正朔」「服色」等之鋪張的建設，多由儒生啟之，儒生亦不能不廣引古制以自張其軍，故各篇中比較三代禮樂因革損益之文極多，而大抵屬虛文及瑣節。但其間固自有發揮儒家之政法理想及理想的制度，極有價值者，如《王制》《禮運》……等篇是也。

　　三，為提倡禮學起見，一方面講求禮之條節，一方面推闡制禮之精意及其功用，以明禮教與人生之關係，使禮治主義能為合理的存在。此種工作，在兩《戴記》中，頗有重要之發明及收穫。《禮運》《樂記》《禮察》《禮三本》《大傳》《三年問》《祭義》《祭統》……等篇，其代表也。

　　四，孔子設教，惟重力行。其及門者，親炙而受人格的感化，亦不汲汲以鶩高玄精析之論。戰國以還，「求知」的學風日昌，而各派所倡理論亦日複雜。儒家受其影響，亦競進而為哲理的或科學的研究。孟、荀之論性論名實，此其大較也。兩《戴記》中亦極能表現此趨勢。如《中庸》《大學》《本命》《易本命》……等篇，其代表也。

　　五，儒家束身制行之道及其教育之理論法則，所引申闡發者亦日多，而兩《戴記》薈萃之。《大學》《學記》《勸學》《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及《曾子》十篇等，其代表也。

　　要之，欲知儒家根本思想及其蛻變之跡，則除《論語》《孟子》《荀子》外，最要者實為兩《禮記》；而《禮記》方面較多，故足供研究資料者亦較廣。但研究《禮記》時有應注意兩事：

　　第一，《記》中所述唐虞夏商制度，大率皆儒家推度之辭，不可輕認為歷史上實事。即所述周制，亦未必文、武、周公之舊，大抵屬當時一部分社會通行者半，屬儒家理想者半，宜以極謹嚴的態度觀之。

　　第二，各篇所記「子曰……」「子言之……」等文，不必盡認為孔子之言。蓋戰國、秦、漢間孔子已漸帶有「神話性」，許多神秘的事實皆附之于孔子，立言者亦每托孔子以自重。此其一。「子」為弟子述師之通稱，七十子後學者于其本師，亦可稱「子」。例如《中庸》《緇衣》……或言采自《子思子》，則篇中之「子」亦可認為指子思，不必定指孔子。此其二。即使果為孔子之言，而輾轉相傳，亦未必無附益或失真。此其三。要之，全兩部《禮記》所說，悉認為儒家言則可，認為孔子言則須審擇也。

　　就此兩點而論，《禮記》一書，未經漢以後人竄亂，誠視他書為易讀，但其著作及編纂者之本身，或不免有若干之特別作用及成見，故障霧亦緣之而滋，讀者仍須加一番鑒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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