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之行曆及性格

　　《史記》有《屈原列傳》，載原事蹟頗詳，舉其大概則：

　　一，原為楚同姓貴族。

　　二，原事楚懷王，官左徒，曾大被信任。

　　三，原為同列上官大夫所排，遂被疏放。然猶嘗任齊使。

　　四，懷王十六年（西紀前三一三），秦張儀譎詐懷王絕齊交，破合縱之局。原請殺張儀。

　　五，懷王三十年（前二九九），秦昭王誘懷王會武關，原諫不聽。王遂被脅留，客死于秦。

　　六，頃襄王立（前二九八），原為令尹子蘭所譖，王怒而遷放之。原遂自沉。

　　關於屈原身世之唯一的資料，只有此傳，後此言原事者皆本之。故漢王逸謂：「原在懷王時被讒見疏作《離騷》……頃襄王遷原于江南，原複作《九歌》《天問》《遠遊》《九章》《卜居》《漁父》等篇。」宋洪興祖謂：「原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複召用之，頃襄王立，複放。」

　　惟清王懋竑不信《史記》，謂原決無再召再放事，謂原決不及見頃襄王。其言曰：「《卜居》言『既放三年，不得複見』，《哀郢》言『九年而不復』，『壹反之無時』，則初無召用再放之事。」（《白田草堂存稿》卷三《書（楚辭）後》，下同。）又云：「諫懷王入秦者，據《楚世家》乃昭雎，非屈原也。夫原諫王不聽而卒被留，以致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諸篇乃無一語以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風》臨絕之音，憤懣伉激，略無所諱，而亦只反復於隱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於國家，則但言其委銜勒，棄舟檝，將卒於亂亡，而不雲禍殃之已至是也。是誘會被留，乃原所不及見，而頃襄王之立，則原之自沉久矣。」懋竑所辯尚多，皆從原作品本身立反證，極有價值。又傳中令尹子蘭等事，亦不足信。朱熹云：「《楚辭》以香草比君子，然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而揭車、江離，亦以次書罪，初非以為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王逸因之又訛以為司馬子蘭、大夫子椒……流誤千載，無一人覺其非，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榝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楚辭辯證》卷上。）

　　上所論難，皆可謂讀書得間。要之，《史記》所載古代史跡，本多采自傳聞，鑒別非甚精審，況後人竄亂亦多；即以《屈原列傳》論，篇中自相矛盾處且不少（王懋竑列舉之），故吾儕良不宜輕信，更不宜牽合附會以曲為之說。大概屈原為楚貴族，生卒于西紀前四世紀之下半紀。曾一度與聞國政，未幾被黜放，放後逾九年乃自殺。其足跡在今湖北、湖南兩省，亦或嘗至江西。此為屈原之基本的史跡，過此以往，闕疑可也。

　　司馬光謂屈原「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故所作《通鑒》，削原事不載。屈原性格誠為極端的，而與中國人好中庸之國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為千古獨步之大文學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時含有矛盾兩極之思想：彼對於現社會，極端的戀愛，又極端的厭惡；彼有冰冷的頭腦，能剖析哲理，又有滾熱的感情，終日自煎自焚；彼絕不肯同化於惡社會，其力又不能化社會。故終其身與惡社會鬥，最後力竭而自殺。彼兩種矛盾性日日交戰於胸中，結果所產煩悶至於為自身所不能擔荷而自殺。彼之自殺實其個性最猛烈最純潔之全部表現；非有此奇特之個性不能產此文學，亦惟以最後一死能使其人格與文學永不死也。吾嘗有《屈原研究》一篇（見《學術講演集》第三輯），關於此點，論列頗詳盡，可參看。（彼文關於屈原史跡及作品之考證與斯篇稍有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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