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之史的價值

　　然則《史記》不復有史的價值耶？是又不然。據《自序》：「司馬氏世典周史。」古代學術，率為官府所專有，而史官尤為其淵海。談、遷父子入漢，世守其業。《自序》云：「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蓋當時具備作史資格者，無如遷父子。故談臨終以此責遷，而遷亦毅然以此自任。前此史家著述成績何如，今不可盡考。略以現存之幾部古史觀之，大抵為斷片的雜記，或順按年月纂錄。其自出機杼，加以一番組織，先定全書規模，然後駕馭去取各種資料者，蓋未之前有。有之，自遷書始也。《自序》云：「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此遷自謙雲爾。作史安能憑空自造？舍「述」無由。史家惟一職務，即在「整齊其世傳」。「整齊」即史家之創作也。能否「整齊」，則視乎其人之學識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齊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齊，又能使其整齊理想實現，故太史公為史界第一創作家也。

　　《史記》創造之要點，以餘所見者如下：

　　一，以人物為中心。歷史由環境構成耶？由人物構成耶？此為史界累世聚訟之問題。以吾儕所見，雖兩方勢力俱不可蔑，而人類心力發展之功能，固當畸重。中國史家，最注意於此，而實自太史公發之。其書百三十篇，除十表八書外，餘皆個人傳記，在外國史及過去古籍中無此體裁。以無數個人傳記之集合體成一史，結果成為人的史而非社會的史，是其短處；然對於能發動社會事變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較詳確之面影以傳於後，此其所長也。長短得失且勿論，要之太史公一創作也。

　　二，歷史之整個的觀念。從前的史，或屬一件事的關係文書——如《尚書》，或屬各地方的記載——如《國語》《戰國策》，或屬一時代的記載——如《春秋》及《左傳》；《史記》則舉其時所及知之人類全體自有文化以來數千年之總活動冶為一爐，自此始認識歷史為整個渾一的，為永久相續的。非至秦漢統一後，且文化發展至相當程度，則此觀念不能發生；而太史公實應運而生，《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自班固以下，此意荒矣!故鄭漁仲（樵）、章實齋（學誠）力言《漢書》以後「斷代史」之不當，雖責備或太過，然史公之遠識與偉力，則無論何人不能否定也。

　　上二項就理想方面論。

　　三，組織之複雜及其聯絡。《史記》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織而成。其本紀及世家之一部分為編年體，用以定時間的關係；其列傳則人的記載，貫徹其以人物為歷史主體之精神；其書則自然界現象與社會制度之記述，與「人的史」相調劑；內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據桓譚《新論》謂其「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或以前嘗有此體制亦未可知。然各表之分合間架，總出諸史公之慘淡經營。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脈絡亦具。《史記》以此四部分組成全書，互相調和，互保聯絡，遂成一部博大謹嚴之著作。後世作斷代史者，雖或於表志門目間有增減，而大體組織不能越其範圍，可見史公創作力之雄偉，能籠罩千古也。

　　四，敘列之扼要而美妙。後世諸史之列傳，多藉史以傳人；《史記》之列傳，惟藉人以明史，故與社會無大關係之人，濫竽者少。換一方面看，立傳之人，並不限於政治方面，凡與社會各部分有關係之事業，皆有傳為之代表。以行文而論，每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又極複雜之事項——例如《貨殖列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所敘，皆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敻絕。

　　上二項就技術方面論。

　　要之《史記》價值，久為學界所公認。吾儕讚美，適成贅詞，反不如攻其闕失，猶足附于史公忠臣之列。今姑述此四項，致吾敬仰雲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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