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著述之旨趣

　　《史記》自是中國第一部史書，但吾儕最當注意者，「為作史而作史」，不過近世史學家之新觀念；從前史家作史，大率別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為其手段。此在各國舊史皆然，而中國為尤甚也。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實蘊含無數「微言大義」，故後世學者不謂之史而謂之經。司馬遷實當時春秋家大師董仲舒之受業弟子，其作《史記》蓋竊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種種理想，將以覺民而救世，但憑空發議論，難以警切，不如借現成的歷史上事實做個題目，使讀者更為親切有昧雲爾。《春秋》旨趣既如此，則竊比《春秋》之《史記》可知。故遷《報任安書》云：「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由此觀之，其著書最大目的，乃在發表司馬氏「一家之言」，與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質正同。不過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發表耳。故僅以近世史的觀念讀《史記》，非能知《史記》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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