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跡之論次(5)

第六章史跡之論次(5)

　　其在「多數的人格者」之時，吾儕名之曰民族人格，或階級人格、黨派人格。吾儕宜將彼全民族、全階級、全黨派看作一個人，以觀察其心理。此種「人格者」，以其意識之覺醒，覘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組織之確立，覘其人格之長成；以其運動之奮迅，覘其人格之擴大；以其運動之衰息，組織之渙散，意識之沈睡，覘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愛爾蘭人成一民族的人格，猶太人未能，猶太人民族建國的意識不一致也。歐美勞工成一階級的人格，中國未能，中國勞工並未有階級意識也。中國十年來所謂政黨全不能發現其黨派的人格，以其無組織且無運動也。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類集團人格的心理為第一義，其在中國，不過從半明半昧的意識中偶睹其人格的胎影而已。研究史之心的基件，則正負兩面皆當注意。凡「人格者」無論為個人為集團，其能演成史跡者，必其人格活動之擴大也。其所以能擴大之故，有正有負：所謂正者，活動力昂進，能使從前多數反對者或懷疑者之心理皆翕合于我心理。在歐美近代，無論政治上、宗教上、學藝上隨處皆見此力之彌滿。其在中國，則六朝、唐之佛教運動最其顯列。次則韓、歐等之古文學運動，宋、明兩代之理學運動，清代之樸學運動及最近之新文化運動，皆含此意。惟政治上極闕如，清末曾國藩、胡林翼等略近之，然所成就殊少，現代所謂政黨，其方向則全未循此以行也。所謂負者，利用多數人消極苟安的心理，以圖自己之擴大。表面上極似全國心理翕聚於此一點，實則其心理在睡眠狀態中耳。中國二千年政治界之偉物，大率活動于此種心理狀態之上，此實國民心理之病徵也。雖然，治史者不能不深注意焉，蓋中國史跡之所以成立，大半由是也。

　　第六，精研一史跡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運動不能與心的運動同其速率。」倘史跡能離卻物的制約而單獨進行，則所謂「烏托邦」、「華藏世界」者或當早已成立。然而在勢不能爾爾。故心的進展，時或被物的勢力所堵截而折回，或為所牽率而入於其所不豫期之歧路，直待漸達心物相應的境界，然後此史跡乃成熟。物者何？謂與心對待的環境。詳言之，則自然界之狀況以及累代遺傳成為固形之風俗、法律與夫政治現象、經濟現象，乃至他社會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非攻、寢兵之理想中外賢哲倡之數千年，曷為而始終不得實現？辛亥革命本懸擬一「德謨克拉西」的政治以為鵠，曷為十年以來適得其反？歐洲之社會主義本濫觴於百年以前，曷為直至歐戰前後乃始驟盛？物的基件限之也。假使今之日本移至百年以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滿洲之入主中國；假使袁世凱生在千數百年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曹操、司馬懿之有天下，然而皆不能者，物的基件限之也。吾前屢言矣：「凡史跡皆以『當時』、『此地』之兩觀念而存在」故同一之心的活動，易時易地而全異其價值，治史者不可不深察也。

　　第七，量度心物兩方面可能性之極限。史之開拓，不外人類自改變其環境。質言之，則心對於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極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極限耶？通無窮的宇宙為一歷史，則此極限可謂之無。若立於「當時」、「此地」的觀點上，則兩者俱有極限明矣。在雙極限之內，則以心的奮進程度與物的障礙程度強弱比較，判歷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國政治，若從障礙力方面欲至於恢復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若從奮進力方面欲立變為美國的德謨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礙力方面之極限，則可以使惰氣日積，舉國呻吟憔悴，曆百數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監督統治。奮進力方面之極限，則可以使社會少數優秀者覺醒，克服袁世凱之遊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曆若干年，成立多數政治。史家對於將來之豫測，可以在此兩可能性之大極限中推論其果報之極限，而予國民以一種暗示，喚醒其意識而使知所擇，則良史之責也。

　　第八，觀察所緣。有可能性謂之因，使此可能性觸發者謂之緣。以世界大戰之一史團而論，軍國主義之猖獗、商場競爭之酷劇、外交上同盟協商之對抗……等等，皆使大戰有可能性，所謂因也；奧儲被刺、破壞比利時中立、潛艇無制限戰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發或擴大，所謂緣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團而論，國人種族觀念之鬱積、晚清政治之腐惡及威信之失墜、新思潮之輸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謂因也。鐵路國有政策之高壓、瑞澂之逃遁、袁世凱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發或擴大，所謂緣也。因為史家所能測知者，緣為史家所不能測知者。治史者萬不容誤緣為因，然無緣則史跡不能現，故以觀所緣終焉。

　　因果之義，晰言之當雲因緣果報。一史跡之因緣果報恒複雜幻變至不可思議，非深察而密勘之，則推論鮮有不謬誤者。今試取義和團事件為例，供研究者參考焉。

　　義和團事件之起，根於歷史上遺傳之兩種心理：其一，則排外的心理。此種心理出於國民之自大性及自衛性，原屬人類所同然。惟中國則已成為畸形的發達，千年以來科舉策論家之尊王攘夷論純然為虛憍的、非邏輯的。故無意識且不徹底的排外形成國民性之一部。其二，則迷信的心理。因科學思想缺乏之故，種種迷信支配民心之勢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亂。自漢末之五斗米道以迄明、清間白蓮教匪等，其根株蟠積於愚民社會間者甚厚，乘間輒發。此兩種心理實使義和團有隨時爆發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

　　雖有此兩種心理，其性質完全為潛伏的，苟環境不宜於彼之發育，彼亦終無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環境，實有以滋釀之。其一，則外力之壓迫。自鴉片戰爭以後，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會在內地專橫，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積憤。其二，則政綱之廢弛。自洪、楊構亂以後，表面上雖大難削平，實際上仍伏莽徧地，至光緒間而老成凋謝，朝無重臣，國事既專決于一陰鷙之婦人，而更無人能匡救其失。在此兩種環境之下，實使義和團有當時爆發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因雖夙具然非眾緣湊泊，則事實不能現。所謂緣者，有親緣（直接緣），有間緣（間接緣）。義和團之親緣有二：其一，則社會革新運動之失敗；其二，則宮廷陰謀之反撥也。此二者又各有其複雜之間緣。社會革新運動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茲不多述。其所以覺醒而督促之者，則尤在外交壓迫之新形勢。其一，為日本新著手之大陸政策；其二，為俄國積年傳來之東侵政策；其三，為德國遠東發展政策。（此政策複含兩種意味：一、德國自己發展，二、德國誘助俄國東侵，冀促成日俄之戰或英俄之戰，以減殺俄法同盟勢力，緩和歐洲形勢。）以此三種外緣，故甲午戰敗，日本據遼，三國干涉還遼，而膠州、旅順、威海之租借隨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於是變法自強之論驟興於民間，而其動力遂及德宗，無端與清室宮廷問題發生聯帶關係。宮廷問題，其間緣亦至複雜。其一，清穆宗無子，德宗以支庶入繼，且有為穆宗立後之約。其二，孝欽後臨朝已二十餘年，新歸政于德宗。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複與彼不相容，母子之間，猜嫌日積。如是內、外、新、故諸緣湊合，遂有戊戌政變之役，戊戌政變為義和團之親緣，而上列諸種事實，則其間緣也。

　　親緣之中，複有主緣，有助緣。戊戌政變為義和團唯一之主緣，固也。然政變之波瀾，曷為一轉再轉以至於仇外耶？其一，因康有為、梁啟超等亡命外國，清廷不解國際法上保護政治犯之先例，誤認維新派人以外國為後盾。其二，因政變而謀廢立（立端王之子溥儁為大阿哥），外國公使紛起質問，志不得逞，積怒益深。其三，連年曹州、兗州、沂州、易州等教案，鄉民與天主教徒構怨益劇。得此等助緣而義和團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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