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跡之論次(3)

第六章史跡之論次(3)

　　說明事實之原因結果，為史家諸種職責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學之人多能言之，雖然，茲事未易言也。宇宙之因果律往往為複的而非單的，為曲的而非直的，為隔的伏的而非連的顯的，故得其真也甚難。自然界之現象且有然，而歷史現象其尤甚也。嚴格論之，若欲以因果律絕對的適用於歷史，或竟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則？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今必強懸此律以馭歷史，其道將有時而窮，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強應用之，將反失歷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則吾儕竟不談因果可乎？曰，斷斷不可。不談因果，則無量數繁賾變幻之史跡不能尋出一系統，而整理之術窮；不談因果，則無以為鑒往知來之資，而史學之目的消滅。故吾儕常須以炯眼觀察因果關係，但其所適用之因果律與自然科學之因果律不能同視耳。

　　請言自然科學與歷史之別：

　　其一，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反復的完成的，歷史事項反是，常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學常在必然的法則支配之下，繅演再繅演，同樣條件必產同樣結果，且其性質皆屬可以還原。其研究對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質，皆屬完成的、決定的。歷史不然，如吾前文所屢言，天下從無同鑄一型的史跡，凡史跡皆莊子所謂「新發於硎」，未有繅演乎其舊者也。不惟極活躍之西洋史節節翻新，即極凝滯之中國史，前後亦未嘗相襲。不寧惟是，每一段史跡殆皆在前進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態，常將其未竟之緒之一部分貽諸方來。欲求如自然科學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形定態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故自然科學可以有萬人公認之純客觀的因果律，而歷史蓋難言之矣。

　　其二，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普遍的，歷史事項反是，常為個性的。自然科學的事項，如二加二必為四，輕養二合必為水。數學上無不同質之「二」，化學上無不同質之「輕」與「養」，故二加二之法則得應用於一切之四，輕養二合之法則得應用于一切之水。歷史不然，歷史由人類所造。人類只有一個孔子，更無第二個孔子；只有一個基督，更無第二個基督。拿破崙雖極力摹仿該撒，然拿破崙自是拿破崙，不是該撒。吾儕不妨以明太祖比漢高祖，然不能謂吾知漢祖，同時即已知明祖。蓋歷史純為個性發揮之製造品，而個性直可謂之無一從同。又不惟個人為然耳，歷史上只有一個文藝復興時代，更無絕對與彼相同之第二個時代；世界上只有一個中華民族，更無絕對與我相同之第二個民族。凡成為歷史事實之一單位者，無一不各有其個別之特性。此種個性不惟數量上複雜不可僂指，且性質上亦幻變不可方物。而最奇異者，則合無量數互相矛盾的個性，互相分歧或反對的願望與努力，而在若有意若無意之間乃各率其職以共赴一鵠，以組成此極廣大極複雜極緻密之「史網」。人類之不可思議，莫過是矣。史家之職責，則在此種極散漫、極複雜的個性中而覷見其實體，描出其總相，然後因果之推驗乃可得施。此其所以為難也。

　　其三，自然科學的事項為超時間空間的，歷史事項反是，恒以時間空間關係為主要基件。二加二為四，輕養二合為水，億萬年前如是，億萬年後亦有然，中國如是，他國他洲有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歷史反是，某時代關係極重要之事項移諸他時代或成為絕無意義，不寧惟是，同一事件早一年發生與遲一年發生，乃至早一日一刻發生與遲一日一刻發生，其價值可以相去懸絕。空間方面亦複如是，甲處所發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其無絕對同型的不俟論——移諸乙處，其所取得歷史上之意義與價值逈乎不相侔。質而言之，史跡之為物必與「當時」「此地」之兩觀念相結合，然後有評價之可言。故史學推論的方式比諸自然科學，益複雜而難理也。

　　明乎此三異點，始可以語于史界之因果矣。

　　史界因果之劈頭一大問題，則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換言之，則所謂「歷史為少數偉大人物之產兒」、「英雄傳即歷史」者，其說然耶否耶？羅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試將其中十餘人抽出，恐局面或將全變。」此論吾儕不能不認為確含一部分真理。試思中國全部歷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漢武帝，……其局面當何如？佛學界失一道安，失一智，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陸九淵，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顧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當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學界、藝術界，蓋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曰「歷史的人格者。」何以謂之「歷史的人格者？」則以當時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實，此等人實為主動——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動——而其人面影之擴大，幾於掩覆其社會也。

　　文化愈低度，則「歷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為少數所壟斷，愈進化則其數量愈擴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汙隆系於一帝王，教學之興廢系于一宗師，則常以一人為「歷史的人格者」。及其漸進，而重心移於少數階級或宗派，則常以若干人之首領為「歷史的人格者。」及其益進，而重心益擴於社會之各方面，則常以大規模的團體之組織分子為「歷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馬基頓、羅馬帝國、阿剌伯諸史之全舞臺，幾為各該時代二三英雄所獨佔；十九世紀歐洲諸國之歷史，常以貴族或中等階級各派之十數首領為主體；今後之歷史，殆將以大多數之勞動者或全民為主體，此其顯證也。由此言之，歷史的大勢，可謂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遞趨於群眾的「人格者」。愈演進，愈成為「凡庸化」，而英雄之權威愈減殺。故「歷史即英雄傳」之觀念，愈古代則愈適用，愈近代則愈不適用也。

　　雖然，有兩義當注意焉：其一，所謂「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雖若一切史跡純為彼一人或數人活動之結果，然不能謂無多數人的意識在其背後。實則此一人或數人之個性漸次浸入或鐫入于全社會而易其形與質，社會多數人或為積極的同感，或為消極的盲從，而個人之特性寖假遂變為當時此地之民眾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團性」或「時代性」。非有集團性或時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現出一史跡，未之前聞。例如二千年來之中國，最少可謂為有一部分屬孔子個性之集團化；而戰國之政治界可謂為商鞅個性之時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謂為王守仁個性之時代化也。如是，故謂「首出的人格者」能離群眾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謂「群眾的人格者」論理上固為群中各分子各自個性發展之結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顯其個性。然實際上其所表顯者，已另為一之集團性或時代性，而與各自之個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謂「領袖」者以指導其趨向、執行其意思，然後此群眾人格乃得實現。例如吾儕既承認彼信奉共產主義之人人為一個合成的「人格者」，則同時不能不承認馬克思之個人與此「人格者」之關係，又不能不承認列寧之個人與此「人格者」之關係。如是，故謂「群眾的人格者」能離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吾曷為向研究歷史之人嘵嘵陳此義耶？吾以為歷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個人之個性何以能擴充為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何以能寄現於一個人之個性？申言之，則有所謂民族心理或社會心理者，其物實為個人心理之擴大化合品，而複借個人之行動以為之表現。史家最要之職務，在覷出此社會心理之實體，觀其若何而蘊積、若何而發動、若何而變化，而更精察夫個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於此，則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歐美自近世以來民眾意識亢進，故社會心理之表現于史者甚鮮明，而史家之覷出之也較易。雖然，亦由彼中史學革新之結果，治史者能專注重此點，其間接促起民眾意識之自覺力，抑非細也。中國過去之史，無論政治界、思想界皆為獨裁式，所謂積極的民眾意識者甚缺乏，無庸諱言。治史者常以少數大人物為全史骨幹，亦屬不得已之事。但有一義須常目在之者：無論何種政治何種思想皆建設在當時此地之社會心理的基礎之上，而所謂大人物之言動必與此社會心理發生因果關係者，始能成為史跡。大人物之言動，非以其個人的資格而有價值，乃以其為一階級或一黨派一民族之一員的資格而有價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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