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跡之論次(2)

第六章史跡之論次(2)

　　孟子嘗標舉「知人論世」之義，論世者何？以今語釋之，則觀察時代之背景是已。人類於橫的方面為社會的生活，於縱的方面為時代的生活，苟離卻社會與時代，而憑空以觀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動作，則必多不可瞭解者。未瞭解而輕下批評，未有不錯誤也。故作史如作畫，必先設構背景；讀史如讀畫，最要注察背景。舊史中能寫出背景者，則《史記·貨殖列傳》實其最好模範。此篇可分為四大段：篇首「《老子》曰：至治之極」起，至「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止為第一段，略論經濟原則及其與道德之關係。自「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起，至「豈非以富耶」止為第二段，紀漢以前貨殖之人。自「漢興海內為一」起，至「令後世得以觀擇焉」止，說明當時經濟社會狀況。自「蜀卓氏之先」起至篇末，紀當時貨殖之人。即以文章結構論，已與其他列傳截然不同。其全篇宗旨，蓋認經濟事項在人類生活中含有絕大意義，一切政教皆以此為基礎。其見解頗有近于近世唯物史觀之一派，在我國古代已為特別。其最精要之處，尤在第三段，彼將全國分為若干個之經濟區域。每區域尋出其地理上之特色，舉示其特殊物產及特殊交通狀況，以規定該區域經濟上之物的基件。每區域述其歷史上之經過，說明其住民特殊性習之由來，以規定該區域經濟上之心的基件。吾儕讀此，雖生當二千年後，而於當時之經濟社會已得有頗明瞭之印象。其妙處乃在以全力寫背景，而傳中所列舉之貨殖家十數人不過借作說明此背景之例證而已此種敘述法以舊史家眼光觀之，可謂奇特。各史列傳更無一篇敢蹈襲此法，其表志之記事雖間或類此，然求其能如本篇之描出活社會狀況者，則竟無有也。吾儕今日治史，但能將本篇所用之方法擴大之以應用於各方面，其殆庶幾矣。

　　史跡複雜，苟不將其眉目理清，則敘述愈詳博而使讀者愈不得要領。此當視作者頭腦明晰之程度何如與其文章技術之運用何如也。此類記述之最好模範，莫如《史記·西南夷列傳》：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結，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此對於極複雜之西南民族，就當時所有之智識範圍內以極簡潔之筆法，將其脈絡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與夫社會組織之大別及其形勢之強弱。以下方雜敘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復以淩亂為病。惜後世各史之記事，能如此者絕希。例如晉代之五胡十六國、唐代之藩鎮，皆史跡中之最糾紛者，吾儕無論讀正史、讀《通鑒》，皆苦其頭緒不清。其實此類事若用《西南夷列傳》之敘述法，未嘗不可使之一目了然，但舊史或用紀傳體或用編年體，以事隸人或以事隸年，其勢不能於人與年之外而別有所提絜，故使學者如墮煙霧也。

　　自《史記》創立十表，開著作家無量法門，鄭樵《圖譜略》益推闡其價值。《史記》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後人乃漸以應用於各方面。如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將全部《左傳》事蹟重新組織一過，而悉以表體行之，其便於學者滋多矣。即如五胡十六國之事，試一讀齊召南之《歷代帝王年表》，已覺眉目略清，若更為下列之兩表，則形勢若指諸掌矣。今錄舉以為例：

　　五胡十六國興亡表第一

　　中國歷史研究法

　　右第一表為東人所編中國史籍所通有，我不過略加增修而已；第二表則我所自造。吾生平讀書最喜造表，頃著述中之《中國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餘。我造表所用之勞費，恒倍蓰什伯于著書。竊謂凡遇複雜之史跡以表馭之，什九皆可就範也。

　　五胡十六國興亡表第二

　　中國歷史研究法

　　天下古今，從無同鑄一型的史跡，讀史者於同中觀異，異中觀同，則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教所以貴「比事」也。同中觀異者，例如週末之戰國與唐末之藩鎮，其四分五裂，日尋干戈也同；其仍戴一守府之天子，多歷年所也同。然而有大不同者：戰國蛻自封建，各有歷史深厚之國家組織，其統治者確為當時之優秀階級，各國各為充實的內部發展，其性質與近世歐洲列國近，故于歷史上文化貢獻甚大；藩鎮則蛻自蕃將降賊，統治者全屬下流階級，酷肖現代千夫所指之軍閥，故對於文化只有破壞，更無貢獻。例如中世之五胡與近世之元、清，雖同為外族蹂躪中夏。然而五胡之酋皆久已雜居內地，半同化於吾族，彼輩蓋皆以一身或一家族——規模較大之家族乘時倡亂，而裹脅中國多數莠民以張其勢，其性質與陳涉、吳廣輩相去無幾，其中尤有受中國教育極深之人如劉淵、苻堅等，其佐命者或為中國傑出之才士如張方、王猛等，故雖雲擾鼎沸，而于中國社會根本精神不生大變動，其惡影響所及不過等於累朝季葉之擾亂或稍加甚而已。元、清等不然，彼等本為中國以外的一部落，漸次擴大，南向與中國為敵國者多年，最後乃一舉而滅之，其性質純然為外來征服的，與五胡之內亂割據的絕異。且五胡時代，中原雖淪而江南無恙，吾族文化嫡系迄未中斷。元、清不然，全中國隸彼統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恥憤之深而力謀所以固位之術，故其摧殘吾國民性也至陰險而狠毒，而吾族又更無與彼對立之統治機關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氣所傷實多，而先民美質日就彫落。又元、清兩代其相同之點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異之點。蒙古人始終不肯同化于中國人，又不願利用中國人以統治中國，故元代政治之好壞中國人幾乎不能負責任。因此其控馭之術不甚巧妙，其統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雖見擯出塞，猶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滅。滿洲人初時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漸澌滅，至亡時殆一無複存。彼輩利用中國人統治中國之政策始終一貫，其操術較巧妙，故其享祚較長久，然政權一墜，種性隨淪，今後世界上應更無複滿洲人矣。異中觀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僅割據中原，滿洲則統一全國，此其所異也；然皆入據後逐漸同化，馴至盡喪其民族以融入我族，以其所同也。而彼三族者皆同出東胡，吾儕因可以得一假說，謂東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較他民族為多也。又如元代劇曲最發達，清代考證學最發達，兩者之方向可謂絕異，然其對於政治問題之冷淡則同，較諸漢、唐、宋、明四代之士風截然矣。吾儕因此可得一假說，謂在異族統治之下，人民必憚談政治也。又如儒教、佛教千餘年間軋轢不絕，其教理亦確多根本不同之處。然考其學發達之順序，則儒家當漢初，專務抱殘守缺，傳經典之文句而已；後漢以降，經師成一家言者漸多；六朝、隋唐則義疏解釋講授之風甚盛；入宋以後，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設一種內觀的新哲學。佛家亦然，輸入初期專務翻譯，所譯率皆短篇經典；六朝、隋唐則大部經論陸續譯成，佛徒多各專一經以名家，（如毗曇宗、俱舍宗、成實宗、三論宗、法華宗、涅槃宗、地論宗、攝論宗等，皆專宗一經或一論）而注疏解釋講授之風亦極盛；其後則漸漸自創新宗，（如天臺、賢首、慈因諸宗）；入宋以後，則不立文字之禪宗獨盛，而他宗殆皆廢。兩家學術之發展並不相謀，然而所曆方向乃恰如兩平行線，千餘年間相與駢進。吾儕必比而觀之，然後所謂時代精神者乃得見。凡此皆異中觀同之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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