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與鑒別(8)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與鑒別(8)

　　第四，能得此種強有力之反證，則真偽殆可一言而決。雖然，吾儕所見之史料不能事事皆如此完備。例如《孟子》中萬章問孔子在衛是否主癰疽，孟子答以「于衛主顏讎由。……」此次答辯，極合論理，正吾所謂舉反證之說也。雖然，孟子與萬章皆不及見孔子，孟子據一傳說，萬章亦據一傳說，孟子既未嘗告吾儕以彼所據者出何經何典，萬章亦然。吾儕無從判斷孟子所據傳說之價值是否能優於萬章之所據。是故吾儕雖極不信「主癰疽」說，然對於「主顏讎由」說，在法律上亦無權以助孟子張目也。遇此類問題，則對於所舉反證有一番精密審查之必要。例如舊說皆雲釋迦牟尼以周穆王五十二年滅度，當西紀前九百五十年。獨《佛祖通載》卷九有所謂「眾聖點記」之一事，據稱梁武帝時有僧伽跋陀羅傳來之《善見律》，卷末有無數黑點，相傳自佛滅度之年起，佛弟子優波離在此書末作一點，以後師弟代代相傳，每年一點，至齊永明六年僧伽跋陀羅下最後之一點，共九百七十五點。循此上推，則佛滅度應在周敬王三十五年，當西紀前四百八十五年，與舊說相差至五百三十餘年之多。是則舊說之偽誤，明明得一強有力之反證矣。雖然，最要之關鍵，則在此「眾聖點記」者是否可信。吾國人前此惟不敢輕信之，故雖姑存此異說，而舊說終不廢。及近年來歐人據西藏文之《釋迦傳》以考定阿闍世王之年代，據印度石柱刻文以考定阿育王之年代，據巴利文之《錫蘭島史》以考定錫蘭諸王之年代，複將此諸種資料中有言及佛滅年者，據之與各王年代比較推算，確定佛滅年為紀前四八五年。（或雲四百八十七年，所差僅兩年耳。）於是眾聖點記之價值頓增十倍。吾儕乃確知釋迦略與孔子同時，舊說所雲西周時人者絕不可信，而其他書籍所言孔、老以前之佛跡亦皆不可信矣。

　　第五，時代錯迕則事必偽，此反證之最有力者也。例如《商君書·徠民》篇有「自魏襄以來」語，有「長平之勝」語。魏襄死在商君死後四十二年，長平戰役在商君死後七十八年，今謂商君能語及此二事，不問而知其偽也。《史記·扁鵲傳》既稱鵲為趙簡子時人，而其所醫治之人有虢太子、有齊桓侯等，先簡子之立百三十九年而虢亡，田齊桓侯午之立後簡子死七十二年，錯迕糾紛至此，則鵲傳全部事蹟殆皆不敢置信矣。其與此相類者，例如《尚書·堯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此語蓋甚可詫。夏為大禹有天下之號，因禹威德之盛而中國民族始得「諸夏」之名，帝舜時安從有此語？假令孔子垂教而稱中國人為漢人，司馬遷著書而稱中國人為唐人，有是理耶？此雖出聖人手定之經，吾儕終不能不致疑也。以上所舉諸例皆甚簡單而易說明，亦有稍複雜的事項，必須將先決問題研究有緒始能論斷本問題者。例如《堯典》有「金作贖刑」一語，吾儕以為三代以前未有金屬貨幣，此語恐出春秋以後人手筆。又如《孟子》稱「舜封象於有庳，象不得有為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吾儕以為封建乃周以後之制度，「使吏治其國」云云，又是戰國後半期制度，皆非舜時代所宜有。雖然，此斷案極不易下，必須將「三代前無金屬貨幣」、「封建起自周代」之兩先決問題經種種歸納的研究立為鐵案，然後彼兩事之偽乃成信讞也。且此類考證尤有極難措手之處：吾主張三代前無金屬貨幣，人即可引《堯典》「金作贖刑」一語以為反證；（近人研究古泉文者，有釋為「乘正尚金當爰」之一種，即指為唐虞贖刑所用，蓋因此而附會及於古物矣。）吾主張封建起自周代，人即可引《孟子》「象封有庳」一事為反證，以此二書本有相當之權威也。是則對書信任與對事信任又遞相為君臣，在學者辛勤審勘之結果何如耳。

　　第六，有其事雖近偽，然不能從正面得直接之反證者，只得從旁面間接推斷之。若此者，吾名曰「比事的推論法」。例如前所舉萬章問「孔子于衛主癰疽」事，同時又問「于齊主侍人瘠環。」孟子答案于衛雖舉出反證，于齊則舉不出反證，但別舉「過宋主司城貞子」之一旁證。吾儕又據《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游齊主高昭子，二次三次游衛皆主蘧伯玉，因此可推定孔子所主皆正人君子，而癰疽、瘠環之說蓋偽也。又如魯共王、孔安國與《古文尚書》之關係，既有確據以證其偽；河間獻王等與《古文毛詩》之關係，張蒼等與《古文左傳》之關係，亦別有確據以證其偽；則當時與此三書同受劉歆推獎之《古文周官》、《古文逸禮》雖反證未甚完備，亦可用「晚出古文經蓋偽」之一假說略為推定矣。此種推論法，應用於自然科學界頗極穩健，應用于歷史時或不免危險。因歷史為人類所造，而人類之意志情感常自由發動，不易執一以律其他也。例如孔子喜親近正人君子固有證據，然其通變達權亦有證據。南子而肯見，佛肸、弗擾召而欲往，此皆見於《論語》者，若此三事不偽，又安見其絕對的不肯主癰疽與瘠環也？故用此種推論法只能下「蓋然」的結論，不宜輕下「必然」的結論。

　　第七，有不能得「事證」而可以「物證」或「理證」明其偽者，吾名之曰「推度的推論法」。例如舊說有明建文帝遜國出亡之事，萬斯同斥其偽，謂「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錢大昕著《萬季野傳》）此所謂物證也。又如舊說有「顏淵與孔子在泰山望閶門、白馬，顏淵發白齒落」之事，王充斥其偽，謂「人目斷不能見千里之外」，又言「用睛暫望，影響斷不能及於發齒。」（《論衡·書虛篇》）此皆根據生理學上之定理以立言，雖文籍上別無他種反證，然已得極有價值之結論。此所謂理證也。吾儕用此法以馭歷史上種種不近情理之事，自然可以廓清無限迷霧。但此法之應用亦有限制，其確實之程度蓋當與科學智識駢進。例如古代有指南車之一事，在數百年前之人或且度理以斷其偽，今日則正可度理以證其不偽也。然則史中記許多鬼神之事，吾儕指為不近情理者，安知他日不發明一種「鬼神心理學」，而此皆為極可寶之資料耶？雖然，吾儕今日治學，只能以今日之智識範圍為界，「於其所不知蓋闕如」，終是寡過之道也。

　　本節論正誤辨偽兩義，縷縷數萬言，所引例或涉及極瑣末的事項，吾非謂治史學者宜費全部精神於此等考證，尤非謂考證之功必須徧及於此等瑣事。但吾以為有一最要之觀念為吾儕所一刻不可忘者，則吾前文所屢說之「求真」兩字，即前清乾嘉諸老所提倡之「實事求是」主義是也。夫吾儕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後尚須對於此事運吾思想，騁吾批評。雖然，思想批評必須建設於實事的基礎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將為枉用，其批評將為虛發。須知近百年來歐美史學之進步，則彼輩能用科學的方法以審查史料，實其發軔也。而吾國宋、明以降學術之日流於誕渺，皆由其思想與批評非根據於實事，故言愈辯而誤學者亦愈甚也。韓非曰：「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我國治史者惟未嘗以科學方法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則誣之弊往往而有。吾儕今日宜篳路藍縷以辟此塗，務求得正確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評之基礎，且為後人作計，使踵吾業者從此得節嗇其精力於考證方面，而專用其精力於思想批評方面，斯則吾儕今日對於斯學之一大責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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