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與鑒別(7)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與鑒別(7)

　　（五）史文什九皆經後代編史者之潤色，故往往多事後增飾之語。例如《左傳·莊二十二年》記陳敬仲卜辭，所謂「有媯之後，將育于薑，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等語，苟非田氏篡齊後所記，天下恐無此確中之預言。《襄二十九年》記吳季劄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苟非三家分晉後所記，恐亦無此確中之預言也。乃至如諸葛亮之《隆中對》，於後來三國鼎足之局若操券以待。雖曰遠識之人鑒往知來，非事理所不可能，然如此銖黍不忒，實足深怪。試思當時備、亮兩人對談，誰則知者？除非是兩人中之一人有筆記，不然，則兩人中一人事後與人談及，世乃得知耳。事後之言，本質已不能無變，而再加以修史者之文飾。故吾儕對於彼所記，非「打折頭」不可也。

　　（六）有本意並不在述中，不過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書中所記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論行事，並非歷史上人物之言論行事。此種手段先秦諸子多用之，一時成為風氣。《孟子》言「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此語最得真相。先秦諸子蓋最喜以今人而為古人之言者也。前文述晁錯引「神農之教」，非神農之教，殆許行之徒之教也。豈惟許行？諸子皆然。彼「言必稱堯舜」之孟子，吾儕正可反唇以稽之曰，「有為堯舜之言者孟軻」也。此外如墨家之于大禹，道家陰陽家之于黃帝，兵家之于太公，法家之于管仲，莫不皆然。愈推重其人，則愈舉己所懷抱之理想以推奉之，而其人之真面目乃愈淆亂。《韓非子》云：「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誰將使定儒、墨之誠乎？」是故吾儕對於古代史料一方面患其太少，一方面又患其太多。貪多而失真，不如安少而闕疑也已。

　　人類非機械，故史跡從未有用「印板文字」的方式閱時而再現者，而中國著述家所記史跡往往不然。例如堯有丹朱，舜必有商均；舜避堯之子于南河，禹必避舜之子于陽城；桀有妺喜，紂必有妲己；桀有酒池，紂必有肉林；桀有傾宮，紂必有瓊室；桀有玉杯，紂必有象箸；桀殺龍逢，紂必殺比干；桀囚湯于夏台，紂必囚文王於羑裡；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出奔商，商之將亡，內史向摯必出奔周。此類乃如駢體文之對偶，枝枝相對，葉葉相當。天下安有此情理？又如齊太公誅華士、子產誅鄧析、孔子誅少正卯，三事相去數百年而其殺人同一目的、同一程序，所殺之人同一性格，乃至其罪名亦幾全同，天下又安有此情理？然則所謂桀、紂如何如何者毋乃僅著述家理想中帝王惡德之標準？所謂殺鄧析、少正卯云云者毋乃僅某時代之專制家所捏造以為口實？（鄧析非子產所殺，《左傳》已有反證。）吾儕對於此類史料最宜謹嚴鑒別，始不至以理想混事實也。

　　（七）有純屬文學的著述，其所述史跡純為寓言，彼固未嘗自謂所說者為真事蹟也，而愚者刻舟求劍，乃無端惹起史跡之糾紛。例如《莊子》言「鯤化為鵬，其大幾萬里」，倘有人認此為莊周所新發明之物理學，或因此而詆莊周之不解物理學，吾儕必將笑之。何也？周本未嘗與吾儕談物理也。周豈惟未嘗與吾儕談物理，亦未嘗與吾儕談歷史；豈惟周未嘗與吾儕談歷史，古今無數作者亦多未嘗與吾儕談歷史。據《德充符》而信歷史上確有兀者王駘曾與仲尼中分魯國，人鹹笑之，據《人間世》而信歷史上確有列禦寇其人者則比比然，而《列子》八篇，傳誦且與《老》、《莊》埒也。據《離騷》而信屈原嘗與巫鹹對話，嘗令帝閽開關，人鹹笑之；據《九歌》而信堯之二女為湘君、湘夫人者則比比然也。陶潛作《桃花源記》以寄其烏托邦的理想，而桃源縣竟以此得名，千年莫之改也。石崇作《王昭君辭》，謂其出塞時或當如烏孫公主之彈琵琶，而流俗相承，遂以琵琶為昭君掌故也。吾儕若循此習慣以評騭史料，則漢孔融與曹操書固嘗言「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吾儕其將信之也？清黃宗羲與葉方藹書，固嘗言「首陽二老托孤于尚父，乃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吾儕其亦將信之也？而不幸現在眾人共信之史跡其性質類此者正複不少。夫豈惟關於個人的史跡為然耳？凡文士所描寫之京邑、宮室、輿服以及其他各方面之社會情狀，恐多半應作如是觀也。

　　以上七例論偽事之由來，雖不能備，學者可以類推矣。至於吾儕辨證偽事應采之態度，亦略可得言焉：

　　第一，辨證宜勿支離於問題以外。例如《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吾儕讀至此，試掩卷一思，下一句當如何措詞耶？嘻！乃大奇！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此如吾問「某甲是否殺某乙」，汝答曰：「否，人不應殺人。」人應否殺人此為一問題，某甲曾否殺某乙此又為一問題，汝所答非我所問也。萬章續問曰：「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既主張天下非堯所與，則應別指出與舜之人，抑系舜自取。乃孟子答曰：「天與之。」宇宙間是否有天，天是否能以事物與人，非惟萬章無徵，即孟子亦無徵也。兩造皆無徵，則辯論無所施矣。又如孟子否認百里奚自鬻于秦，然不能舉出反證以抉其偽，乃從奚之智不智賢不賢作一大段循環論理。諸如此類，皆支離於本問題以外，違反辯證公例，學者所首宜切戒也。

　　第二，正誤與辨偽皆貴舉反證，吾既屢言之矣。反證以出於本身者最強有力，所謂「以矛陷盾」也。例如《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吾儕即從《漢書》本文可以證此事之偽。其一，《景十三王傳》云：「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景帝在位十六年，則共王應薨于武帝即位之第十三年，即元朔元年也。（《王子侯表》云：「元朔元年安王光嗣。」正合。）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則末年安得有共王？其二，孔安國《漢書》無專傳，《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蚤卒。」《漢書·兒寬傳》云：「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補廷尉史，廷尉張湯薦之。」考《百官表》湯遷廷尉在元朔三年，安國為博士總應在此年以前。假令其年甫逾二十，則下距巫蠱禍作時已過五十，安得雲蚤卒？既已蚤卒，安得獻書于巫蠱之年耶？然則此事與本書中他篇之文處處衝突。王充云：「不得二全，則必一非。」（《論衡·語增篇》）既無法以證明他篇之為偽，則《藝文志》所記此二事必偽無疑也。

　　第三，偽事之反證，以能得「直接史料」為最上。例如魚豢《魏略》謂「諸葛亮先見劉備，備以其年少輕之。亮說以荊州人少，當令客戶皆著籍以益眾。備由此知亮。」陳壽《三國志》則云：「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豢與壽時代略相當，二說果孰可信耶？吾儕今已得最有力之證據，則亮《出師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苟吾儕不能證明《出師表》之為偽作，又不能證明亮之好妄語，則可決言備先見亮，非亮先見備也。又如《唐書·玄奘傳》稱奘卒年五十七，《玄奘塔銘》則雲六十九，此兩說孰可信耶？吾儕亦得最有力之證據，則奘嘗于顯慶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表，中有「六十之年，颯焉已至」二語，則奘壽必在六十外既無疑。而顯慶二年下距奘卒時之麟德元年尚九年，又足為《塔銘》不誤之正證也。凡此皆以本人自身所留下之史料為證據，此絕對不可抗之權威也。又如《魏略》云：「劉備在小沛生子禪。後因曹公來伐出奔，禪時年數歲，隨人入漢中，有劉括者養以為子。……」欲證此事之偽，則後主（禪）即位之明年諸葛亮領益州牧，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知後主確以十七歲即位，若生於小沛，則時已三十餘歲矣。此史料雖非禪親自留下，然出於與彼關係極深之諸葛亮，其權威亦相等也。又如《論衡》辨淮南王安之非昇仙，云：「安坐反而死，天下共聞。」安與司馬遷正同時，《史記》敘其反狀死狀始末悉備。故遷所記述，其權威亦不可抗也。右所舉四例，其第一、第二兩例由當事人自舉出反證，第三例由關係人舉出反證，第四例由在旁知狀之見證人舉出反證，皆反證之最有力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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