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與鑒別(6)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與鑒別(6)

　　以上九例皆據具體的反證而施鑒別也，尚有可以據抽象的反證而施鑒別者：

　　（十）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畫，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後人偽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偽者。例如東晉晚出《古文尚書》比諸今文之周《誥》、殷《盤》截然殊體，故知其決非三代以上之文。又如今本《關尹子》中有「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故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等語，此種純是晉、唐翻譯佛經文體，決非秦、漢以前所有，一望即知。

　　（十一）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儕據各方面之資料總可以推見崖略，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即可斷為偽。例如《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自注云：「六國時諸子托諸神農」。此書今雖不傳，然《漢書·食貨志》稱晁錯引神農之教云：「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此殆晁錯所見《神農》書之原文。然石城、湯池、帶甲百萬等等情狀，決非神農時代所能有。故劉向、班固指為六國人偽託，非武斷也。

　　（十二）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為偽。例如今本《管子》有「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等語。此明是墨翟、宋鈃以後之思想，當管仲時並寢兵、兼愛等學說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評反對者？《素問·靈樞》中言陰陽五行，明是鄒衍以後之思想，黃帝時安得有此耶？

　　以上十二例，其於鑒別偽書之法雖未敢雲備，循此以推，所失不遠矣。一面又可以應用各種方法以證明某書之必真：

　　（一）例如《詩經》：「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經六朝、唐、元、清諸儒推算，知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確有日食。中外曆對照，應為西紀前七七六年，歐洲學者亦考定其年陽曆八月二十九日中國北部確見日食。與前所舉《胤征》篇日食異說紛紜者正相反。因此可證《詩經》必為真書，其全部史料皆可信。

　　（二）與此同例者，如《春秋》所記「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食」，「宣公八年秋七月甲子日食」。據歐洲學者所推算，前者當紀前七零九年七月十七日，後者當紀前六零一年九月二十日，今山東兗州府確見日食。因此可證當時魯史官記事甚正確，而《春秋》一書除孔子寓意褒貶所用筆法外，其所依魯史原文皆極可信。

　　（三）更有略同樣之例，如《尚書·堯典》所記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據日本天文學者所研究，西紀前二千四五百年時確是如此。因此可證《堯典》最少應有一部分為堯、舜時代之真書。

　　（四）書有從一方面可認為偽，從他方面可認為真者。例如現存十三篇之《孫子》舊題春秋時吳之孫武撰。吾儕據其書之文體及其內容，確不能信其為春秋時書。雖然，若謂出自秦、漢以後，則文體及其內容亦都不類。《漢書·藝文志》兵家本有《吳孫子》、《齊孫子》之兩種，「吳孫子」則春秋時之孫武，「齊孫子」則戰國時之孫臏也。此書若指為孫武作，則可決其偽，若指為孫臏作，亦可謂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書》等性質亦略同。若指定為管仲、商鞅所作則必偽，然其書中大部分要皆出戰國人手。若據以考戰國末年思想及社會情狀，固絕佳的史料也。乃至《周禮》謂為周公作固偽，若據以考戰國、秦、漢間思想制度，亦絕佳的史料也。

　　（五）有書中某事項常人共指斥以證其書之偽，吾儕反因此以證其書之真者。例如前所述《竹書紀年》中「啟殺益」、「太甲殺伊尹」兩事，後人因習聞《孟子》、《史記》之說，驟睹此則大駭。殊不思《孟子》不過與魏安厘王時史官同時，而孟子不在史職，聞見本不逮史官之確。司馬遷又不及見秦所焚之諸侯史記，其記述不過踵《孟子》而已，何足據以難《竹書》？而論者或因此疑《竹書》之全偽，殊不知凡作偽者必投合時代心理，經漢、魏儒者鼓吹以後，伯益、伊尹輩早已如神聖不可侵犯，安有晉時作偽書之人乃肯立此等異說以資人集矢者？實則以情理論，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異類，逼位謀篡何足為奇？啟及太甲為自衛計而殺之亦意中事。故吾儕寧認《竹書》所記為較合於古代社會狀況。《竹書》既有此等記載，適足證其不偽，而今本《竹書》削去之，則反足證其偽也。又如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歎「盡信書不如無書」，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不應如此。推孟子之意，則《逸周書》中《克殷》、《世俘》諸篇益為偽作無疑。其實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歷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而《逸周書》敘周武王殘暴之狀或反為真相。吾儕所以信《逸周書》之不偽乃正以此也。

　　（六）無極強之反證足以判定某書為偽者，吾儕只得暫認為真。例如《山海經》、《穆天子傳》以吾前所舉十二例繩之，無一適用者。故其書雖詭異，不宜憑武斷以吐棄之，或反為極可寶之史料亦未可知也。

　　以上論鑒別偽書之方法竟，次當論鑒別偽事之方法。

　　偽事與偽書異，偽書中有真事，真書中有偽事也。事之偽者與誤者又異，誤者無意失誤，偽者有意虛構也，今請舉偽事之種類：

　　（一）其史跡本為作偽的性質，史家明知其偽而因仍以書之者。如漢、魏、六朝篡禪之際種種作態，即其例也。史家記載或仍其偽相，如陳壽；或揭其真相，如範曄。試列數則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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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偽跡昭彰，雖仍之不甚足以誤人，但以雲史德，終不宜爾耳。

　　（二）有虛構偽事而自著書以實之者。此類事在史中殊不多覯，其最著之一例則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將一時將相若賀若弼、李密、房玄齡、魏徵、李等皆攀認為其門弟子，乃自作或假手於其子弟以作所謂《文中子》者，曆敘通與諸人問答語，一若實有其事。此種病狂之人，妖誣之書，實人類所罕見。而千年來所謂「河汾道統」者，竟深入大多數俗儒腦中，變為真史跡矣。嗚呼！讀者當知，古今妄人非僅一王通，世所傳墓誌、家傳、行狀之屬，汗牛充棟其有以異于《文中子》者恐不過程度問題耳。

　　（三）有事蹟純屬虛構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資格，幾令後人無從反證者。例如前清洪、楊之役，有所謂賊中謀主洪大全者，據雲當發難時被廣西疆吏擒殺。然吾儕乃甚疑此人為子虛烏有，恐是當時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雖然，既已形諸章奏，登諸《實錄》，吾儕欲求一完而強之反證乃極不易得。茲事在今日不已儼然成為史實耶？竊計史跡中類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謂宜常以老吏斷獄之態臨之，對於所受理之案牘斷不能率爾輕信。若不能得確證以釋所疑，甯付諸蓋闕而已。

　　（四）有事雖非偽而言之過當者。子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莊子云：「兩善必多溢美之言，兩惡必多溢惡之言。」王充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是故無論何部分之史，恐「真跡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論衡》中《語增》、《儒增》、《藝增》諸篇所舉諸事皆其例也。況著書者無論若何純潔，終不免有主觀的感情夾雜其間。例如王闓運之《湘軍志》，在理宜認為第一等史料者也。試讀郭嵩燾之《〈湘軍志·曾軍篇〉書後》則知其不實之處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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