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說史料(4)

第四章說史料(4)

　　最近則有從甘肅、新疆發見之簡書數百片，其年代則自西漢迄六朝，約七百年間物也。雖皆零縑斷簡，然一經科學的考證，其裨於史料者乃無量。例如簡、縑、紙三物代興之次第，隸、草、楷字體遷移之趨勢，乃至漢、晉間烽堠地段、屯戍狀況，皆可見焉。吾儕因此轉對於晉、齊、宋之三度虛此發見，不能無遺憾也。

　　最近古籍之再現，其大宗者則為甘肅之敦煌石室。中以唐人寫佛經為最多，最古者乃上逮苻秦（四世紀中葉）。其上乘之品，今什九在巴黎矣。而我教育部圖書館拾其餘瀝，猶得七千餘軸。私人所分弆亦千數，此實世界典籍空前之大發見也。其間古經史寫本足供校勘者與夫佛經在今大藏外者皆甚多。不可枚舉。其他久佚之著作，亦往往而有。以吾所知，如慧超《往五天竺傳》，唐末已亡，忽於此間得其殘卷，與法顯、玄奘之名著鼎足而三，寧非快事？惜其他諸書性質以傳鈔舊籍為主，裨助新知稍希。然吾確信苟有人能為統括的整理研究，其陸續供給史界之新資料必不乏也。

　　己金石及其他鏤文。金石為最可寶之史料，無俟喋陳。例如有含摩拉比（Hammurabi）之古柱而巴比倫之法典略明，有阿育王之豐碑而印度佛教傳播之跡大顯。西方古代史跡，半取資於此途矣。惜我國現存金石，其關於典章文物之大者頗少。以吾儕所聞諸史乘者，如春秋時鄭有刑書，晉有刑鼎，其目的蓋欲將法律條文鏤金以傳不朽。然三代彝器出土不乏，而此類之鴻寶闕如，實我學界一大不幸也。

　　金石之學，逮晚清而極盛。其發達先石刻，次金文，最後則為異軍突起之骨甲文。今順次以論其對於史料上之價值。

　　自來談石刻者，每盛稱其大有造于考史。雖然，吾不敢遽為此誇大之詞也。中國石刻除規模宏大之石經外，造像經幢居十之五，銘墓文居十之四。造像經幢中文字無關考史，不待問也。銘墓文之價值，其有以愈於彼者又幾何？金石家每刺取某碑誌中述某人爵裡年代及其他小事蹟與史中本傳相出入者，詫為瑰寶，殊不知此等薄物細故，在史傳中已嫌其贅。今更補苴罅漏，為「點鬼簿」作「校勘記」，吾儕光陰恐不應如是其賤。是故從石刻中求史料，吾認為所得甚微。其中確有價值者，例如唐建中二年（西七八一）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為基督教初入中國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敘裡亞文，尤為全世界所罕見。如元至正八年刻於居庸關之佛經，書以蒙古、畏兀、女真、梵、漢五體。祥符大相國寺中有元至元三年聖旨碑，書以蒙古、畏兀、漢字三體。元至正八年之《莫高窟造象記》，其首行有書六體，異族文字，得借此以永其傳。如唐長慶間（八二一至八二四）之《唐蕃會盟碑》，將盟約原文刻兩國文字，可以見當時條約格式及其他史實。如開封挑筋教人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西一五一一）佚碑，可證猶太人及猶太教入中國之久。諸如此類，良可珍貴。大抵碑版之在四裔者，其有助於考史最宏。如東部之《丸都紀功刻石》（魏正始間），《新羅真興王定界碑》（陳光大二年），《平百濟碑》（唐顯慶三年），《劉仁願紀功碑》（唐麟德龍翔間）等。西部之《裴岑紀功刻石》（漢永和二年），《沙南侯獲刻石》（漢永和五年），《劉平國作關城頌》（無年月），《薑行本紀功頌》（唐貞觀十四年），《索勳紀德碑》（唐景德元年）等。北部之《苾伽可汗碑》（唐開元二十三年），《闕特勤碑》（唐開元二十年），《九姓回鶻可汗碑》（無年月，亦唐刻）等。南部之《爨寶子碑》（晉大亨四年），《爨龍顏碑》（劉宋大明二年），《平蠻頌》（唐大曆十二年），《大理石城碑》（宋開寶五年）等，皆跡存片石，價重連城。何則？邊裔之事，關於我族與他族之交涉者甚巨，然舊史語焉不詳，非借助石刻而此種史料遂湮也。至如內地一般銘窆之文，苟塚中人而無足重輕者，吾何必知其事蹟？其人如為歷史上重要人物，則史既已有傳，而碑誌辭多溢美，或反不足信，是故其裨於史料者乃甚希也。研究普通碑版，與其從長篇墓銘中考證事蹟，毋寧注意于常人所認為無足重輕之文與夫文中無足重輕之字句。例如觀西漢之《趙王上壽》、《魯王泮池》兩刻石之年號，而知當時諸侯王在所封國內各自紀年。觀漢碑陰所紀捐錢數，而略推當時之工價物價。此所謂無足重輕之字句也。例如觀各種買地莂，可察社會之迷信，滑稽的心理。觀元代諸聖旨碑，可見當時奇異之文體及公文格式。此所謂無足重輕之文也。

　　吾從石刻中搜史料，乃與昔之金石學家異其方向。吾最喜為大量的比較觀察，求得其總括的概象，而推尋其所以然。試舉其例：吾嘗從事于石畫的研究，見漢石有畫無數，魏、晉以後則漸少，以至於絕。此何故者？石畫惟山東最多，次則四川，他省殆無有。此又何故者？吾嘗從事於佛教石刻的研究，見造像惟六朝時最多，前乎此者無有，後乎此者則漸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齊獨多，南朝及北周則極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龍門造像千余龕，魏、齊物什而七八，隋刻僅三耳。而山東之千佛、雲門、玉函諸山殆皆隋刻，直隸之宣霧山、南響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經幢代造像以興，迄唐而極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後而此類關於佛教之小石刻，殆皆滅絕。此又何故者？歷代佛教徒所刻佛經，或磨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經、道經則甚希。此又何故者？吾嘗從事于墓文的研究，見北魏以後，墓誌如鯽，兩漢則有碑而無志。此何故者？南朝之東晉、宋、齊、梁、陳墓文極稀，不逮並時北朝百分之二三。此又何故者？此不過隨舉數例，若採用吾法，則其可以綜析研究之事項更甚多，固無待言。吾之此法，先求得其概象，然後尋其原因，前文所謂「何故何故」，吾有略能解答者，有全未能解答者。然無論何項，其原因皆甚複雜而與社會他部分之事實有種種聯帶關係，則可斷言也。此種搜集史料方法，或疑其瑣碎無用，實乃不然。即如佛教石刻一項，吾統觀而概想之，則當時四五百年間社會迷信之狀況能活現吾前。其迷信之地方的分野與時代的蛻變，亦大略可睹。舍此以外，欲從舊史中得如此明確之印象，蓋甚難也。吾前所言抽象的史料，即屬此種。凡百皆然，而石刻之研究亦其一例耳。

　　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為主。吾前已曾言其美術方面之價值矣，今更從文字款識上有所論列。金文證史之功，過於石刻。蓋以年代愈遠，史料愈湮，片鱗殘甲，罔不可寶也。例如周宣王伐狁之役，實我民族上古時代對外一大事，其跡僅見《詩經》而簡略不可理及小盂鼎、虢季子白盤、不其敦、梁伯戈諸器出世，經學者悉心考釋，然後茲役之年月、戰線、戰略、兵數皆歷歷可推。又如西周時民間債權交易准折之狀況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古書中一無可考。自曶鼎出，推釋之即略見其概，餘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數抵一篇《尚書》，典章制度之藉以傳者蓋多矣。又如秦《詛楚文》，於當時宗教信仰情狀、兩國交惡始末皆有關係，雖原器已佚，而摹本猶為瑰寶也。若衡以吾所謂抽象的史料者，則吾曾將金文中之古國名試一搜集，竟得九十余國，其國在春秋時已亡者，蓋什而八九矣。若將此法應用於各方面，其所得必當不乏也。至如文字變遷之跡賴此大明，而眾所共知，無勞喋述矣。

　　距今十五六年前，在河南安陽縣治西五裡之小屯得骨甲文無數，所稱「殷虛書契」者是也。初出時，世莫識其文，且莫能名其為何物。十年來經多數學者苦心鑽索，始定其為龜甲獸骨之屬，其發見之地為殷故都，其所槧為殷時文字，字之可識者略已過千，文亦寖可讀。於是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蓋吾儕所知殷代史跡除《尚書》中七篇及《史記》之《殷本紀》、《三代世表》外，一無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此項甲文中所含史料，當于敘述殷代史時引用之，今不先舉。要之此次之發見，不獨在文字源流學上開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之全體，吾不憚昌言也，金石證史之價值，此其最高矣。

　　庚外國人著述。泰西各國，交通夙開，彼此文化亦相匹敵，故甲國史料恒與乙國有關係。即甲國人專著書以言乙國事者亦不少。我國與西亞及歐、非諸文化國既窎隔，亙古不相聞問。其在西北徼與我接觸之民族雖甚多，然率皆蒙昧，或並文字而無之，遑論著述。印度文化至高，與我國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悅冥想，厭賤世務，歷史觀念低至零度。故我國猶有法顯、玄奘、義淨所著書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寶笈。然而印度碩學，曾遊中國者百計，梵書記中國事者無聞焉。若日本，則自文化系統上論，五十年前尚純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國史跡除我先民躬自記錄外，未嘗有他族能為我稍分其勞。唐時有阿拉伯人僑商中國者所作遊記，內有述黃巢陷廣東情狀者，真可謂鳳毛麟角。其歐人空前述作，則惟馬哥波羅一遊記，歐人治東學者至今寶之。次則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於中國部分未之及，僅足供西北徼沿革興廢之參考而已。五六十年以前歐人之陋於東學，一如吾華人之陋于西學，其著述之關於中國之記載及批評者，多可發噱。最近則改觀矣，其於中國古物，其於佛教，其於中國與外國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詣之書，為吾儕所萬不可不讀。蓋彼輩能應用科學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駕馭之，故新發明往往而有也。雖然，僅能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聞有從事於中國通史者。蓋茲事艱巨，原不能以責望於異國人矣。日本以歐化治東學，亦頗有所啟發，然其業未成。其坊間之《東洋史》、《支那史》等書累累充架，率皆鹵莽滅裂，不值一盼。而現今我國學校通用之國史教科書，乃率皆裨販迻譯之以充數，真國民莫大之恥也。

　　以上所列舉，雖未雲備，然史料所自出之處，已略可見。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謂「取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無限感慨，則中國公共收藏機關之缺乏，為學術不能進步之極大原因也。歐洲各國自中古以還，即以教會及王室為保存文獻之中樞，其所藏者，大抵曆千年未嘗失墜，代代繼長增高。其藏書畫器物之地，又大率帶半公開的性質，市民以相當的條件，得恣觀覽。近世以還，則此種機關純變為國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舉私家所珍襲者，叢而獻之，則其所積日益富。學者欲研究歷史上某種事項，入某圖書館或某博物館之某室，則其所欲得之資料粲然矣。中國則除器物方面絕未注意保存者不計外，其文籍方面，向亦以「天祿、石渠典籍之府」為最富。然此等書號為「中秘」，絕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見。而以中國之野蠻革命賡續頻仍，每經喪亂，舊藏蕩焉。例如董卓之亂，漢獻西遷，蘭台石室之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梁元帝敗沒於江陵，取天府藏書繞身焚之，歎曰：「文武之道，盡今日矣。」此類慘劇，每閱數十百年，例演一次。讀《隋書·經籍志》、《文獻通考》等所記述，未嘗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弆藏，或以子孫不能守其業，或以喪亂，恒閱時而灰燼蕩佚。天一之閣，絳雲之樓，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開，國於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見。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會，乃竟無一圖書館，無一博物館，無一畫苑。此其為國民之奇恥大詬且勿論，而學者欲治文獻，複何所憑藉？即如吾本章所舉各種史料，試問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則亦等於貧子說金而已。即勉強以私力集得若干，亦不過供彼一人之揅索，而社會上同嗜者終不獲有所沾潤。如是而欲各種學術為平民式的發展，其道無由。吾儕既身受種種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獻證跡之易於散亡，宜設法置諸最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國學問之資料，宜與一國人共之，則所以胥謀焉以應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