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說史料(3)

第四章說史料(3)

　　乙關係史跡之文件。此等文件，在愛惜文獻之國民，搜輯寶存，惟力是視。例如英之《大憲章》，法之《人權宣言》，美之《十三州憲法》，其原稿今皆珍襲，且以供公眾閱覽。其餘各時代公私大小之文件稍有價值者，靡不羅而庋之。試入各地之圖書館、博物館，櫥中琅琅盈望皆是也。炯眼之史家，得此則新發明日出焉。中國既無公眾收藏之所，私家所蓄為數有限，又複散佈不能稽其跡，湮滅抑甚易，且所寶惟在美術品，其有裨史跡者至微末。今各家著錄墨蹟大率斷自宋代，再上則唐人寫經之類，然皆以供骨董摩挲而已。故吾國此類史料其真屬有用者，恐不過上溯三四百年前物極矣。此等史料，收羅當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則檔案與函牘也。歷代官署檔案，汗牛充棟，其有關史跡者，千百中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為他處所絕不能得。檔案性質，本極可厭，在平時固已束諸高閣，聽其蠹朽，每經喪亂，輒蕩無複存。舊史紀、志兩門，取材什九出檔案，檔案被采入者，則附其書以傳，其被擯汰者，則永永消滅。而去取得當與否，則視乎其人之史識。其極貴重之史料，被史家輕輕一抹而宣告死刑以終古者，殆不知凡幾也。二千年間，史料之罹此冤酷者，計複何限。往者不可追矣，其現存者之運命亦危若朝露。吾三十年前在京師，曾從先輩借觀總理衙門舊檔鈔本千餘冊，其中關於鴉片戰役者便四五十冊，他案稱是。雖中多極可笑之語，然一部分之事實含在焉，不可誣也。其中尤有清康熙間與俄、法往復文件甚多，其時法之元首則路易十四，俄之元首則大彼得也。試思此等文件，在史料上之價值當居何等？今外交部是否尚有全案，此鈔本尚能否存在，而將來所謂「清史」者，能否傳其要領於百一，舉在不可知之數。此可見檔案之當設法簡擇保存，所關如是其重也。至於函牘之屬，例如明張居正《太嶽集》及晚清胡、曾、左、李諸集所載，其與當時史跡關係之重大，又盡人所知矣。善為史者，於此等資料斷不肯輕易放過，蓋無論其為舊史家所已見所未見，而各人眼光不同，彼之所棄，未必不為我之所取也。

　　私家之行狀、家傳、墓文等類，舊史家認為極重要之史料，吾儕亦未嘗不認之。雖然，其價值不宜誇張太過。蓋一個人之所謂豐功偉烈、嘉言懿行在吾儕理想的新史中本已不足輕重，況此等虛榮溢美之文，又半非史實耶？故據吾所立標準以衡量史料，則任昉集中矞皇莊重之《竟陵文宣王行狀》其價值不如彼敘述米鹽瑣屑之《奏彈劉整》。而在漢人文中，蔡邕極有名之十餘篇碑誄其價值乃不敵王褒之一篇遊戲滑稽的《僮約》。此非好為驚人之論，蓋前者專以表彰一個人為目的，且其要點多已采入舊史中。後者乃描述當時社會一部分之實況，而求諸並時之著作，竟無一篇足與為偶也。持此以衡，其孰輕孰重，不已較然可見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舊史作史讀，則現存數萬卷之史部書皆可謂為非史，以舊史作史料讀，則豈惟此數萬卷者皆史料，舉凡以文字形諸記錄者，蓋無一而不可於此中得史料也，試舉其例：

　　群經之中如《尚書》，如《左傳》，全部分殆皆史料。《詩經》中之含有史詩性質者亦皆屬純粹的史料，前既言之矣。余如《易經》之卦辭、爻辭，即殷、周之際絕好史料。如《詩經》之全部分，如《儀禮》，即周代春秋以前之絕好史料。因彼時史跡太缺乏，片紙隻字皆為瑰寶，抽象的消極的史料，總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以此遞推，則《論語》、《孟子》，可認為孔、孟時代之史料。《周禮》中一部分，可認為戰國史料。二戴《禮記》，可認為週末漢初史料。至如小學類之《爾雅》、《說文》等書，因其名物訓詁，以推察古社會之情狀，其史料乃益無盡藏也。在此等書中搜覓史料之方法，當于次章雜舉其例。至原書中關於前代事蹟之記載，當然為史料的性質，不必更論列也。

　　子部之書，其屬哲學部分，如儒、道、墨諸家書，為哲學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屬科學部分，如醫術、天算等類書，為各該科學史之主要史料。此眾所共知矣。書中有述及前代史跡者，當然以充史料，又眾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搜集者蓋甚多。大率其書愈古，其料愈可寶也。若夫唐、宋以後筆記類之書，汗牛充棟，其間一無價值之書固甚多。然絕可寶之史料，往往出其間，在治史者能以炯眼拔識之而已。

　　集部之書，其專紀史跡之文，當然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純文學的」之文，如詩辭歌賦等，除供文學史之主要史料外，似與其他方面無甚關係。其實亦不然，例如屈原《天問》，即治古代史者極要之史料。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即研究漢代掌故極要之史料。至如杜甫、白居易諸詩，專記述其所身歷之事變，描寫其所目睹之社會情狀者，其為價值最高之史料，又無待言。章學誠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韓柳年譜書後》）可謂知言。

　　非惟詩古文辭為然也，即小說亦然。《山海經》今四庫以入小說，其書雖多荒誕不可究詰，然所紀多為半神話半歷史的性質，確有若干極貴重之史料出乎群經諸子以外者，不可誣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說，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紀之非事實，然善為史者，偏能於非事實中覓出事實。例如《水滸傳》中魯智深醉打山門，固非事實也，然元、明間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門作逋逃藪，此卻為一事實。《儒林外史》中胡屠戶奉承新舉人女婿，固非事實也，然明、清間鄉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為社會上特別階級，此卻為一事實。此類事實，往往在他書中不能得，而於小說中得之。須知作小說者無論騁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筆敘事，總不能脫離其所處之環境，不知不覺遂將當時社會背景寫出一部分以供後世史家之取材。小說且然，他更何論，善治史者能以此種眼光搜捕史料，則古今之書，無所逃匿也。

　　又豈惟書籍而已，在尋常百姓家故紙堆中往往可以得極珍貴之史料。試舉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積年流水賬簿，以常識論之，寧非天下最無用之物？然以歷史家眼光觀之，倘將同仁堂、王麻子、都一處等數家自開店迄今之賬簿及城間鄉間貧富舊家之賬簿各數種，用科學方法一為研究整理，則其為瑰寶，寧複可量？蓋百年來物價變遷，可從此以得確實資料，而社會生活狀況之大概情形，亦歷歷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譜、家譜，又寧非天下最無用之物？然苟得其詳贍者百數十種為比較的研究，則最少當能於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壽數得一稍近真之統計。舍此而外，欲求此類資料，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史料之為物，真所謂「牛溲馬勃，具用無遺」，在學者之善用而已。

　　輯本。古書累代散亡，百不存一，觀牛弘「五厄」之論，可為浩歎。他項書勿論，即如《隋書·經籍志》中之史部書，倘其中有十之六七能與《華陽國志》、《水經注》、《高僧傳》等同其運命，原本流傳以迄今日者，吾儕甯不大樂？然終已不可得。其稍彌此缺憾者，惟恃類書。類書者，將當時所有之書分類鈔撮而成，其本身原無甚價值，但閱世以後，彼時代之書多佚，而其一部分附類書以倖存，類書乃可貴矣。古籍中近於類書體者為《呂氏春秋》，而三代遺文賴以傳者已不少。現存類書，自唐之《藝文類聚》，宋之《太平御覽》，明之《永樂大典》以迄清之《圖書集成》等，皆卷帙浩瀚，收容豐富。大抵其書愈古，則其在學問上之價值愈高，其價值非以體例之良窳而定，實以所收錄古書存佚之多寡而定也。類書既分類，于學者之檢查滋便，故向此中求史料所得往往獨多也。

　　自清乾隆間編四庫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逸書多種，爾後輯佚之風大盛。如《世本》、《竹書紀年》及魏、晉間人所著史，吾輩猶得稍窺其面目者，食先輩搜輯之賜也。

　　戊古逸書及古文件之再現。歐洲近代學者之研究埃及史、巴比倫史，皆恃發掘所得之古文籍。蓋前此臆測之詞，忽別獲新證而改其面目者比比然矣。中國自晉以後，此等再發現之古書見於史傳者凡三事：其一在西晉時，其二在南齊時，其三在北宋時，皆記錄于竹木簡上之文字也。原物皆非久旋佚，齊、宋所得，並文字目錄皆無傳。其在學界發生反響者，惟西晉所得，即前所述汲塚竹書是也。汲塚書凡數十車，其整理寫定者猶七十五卷，當時蓋為學界一大問題，學者之從事研究者，有束晳、王接、衛恒、王庭堅、荀勖、和嶠、續咸、摯虞、謝衡、潘滔、杜預等，其討論概略尚見史籍中。其原書完整傳至今者，惟一《穆天子傳》耳。其最著名之《竹書紀年》，則已為贗本所奪。尤有《名》及《周食田法》等書，想為極佳之史料，今不可見矣。而《紀年》中載伯益、伊尹、季曆等事，乃與儒家傳說極相反，昔人所引為詬病者，吾儕今乃藉睹歷史之真相也。《穆傳》所述，多與《山海經》相應，為現代持華種西來說者所假借。此次發見之影響，不為不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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