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3)

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3)

　　與紀傳體並峙者為編年體。賬簿式之舊編年體起原最古，既如前述。其內容豐富而有組織之新編年體，舊說以為起于《左傳》。雖然，以近世學者所考訂，則左氏書原來之組織殆非如是。故論此體鼻祖，與其謂祖左氏，毋寧謂祖陸賈之《楚漢春秋》。惜賈書今佚，其真面目如何不得確知也。漢獻帝以《漢書》繁博難讀，詔荀悅要刪之，悅乃撰為《漢紀》三十卷，此現存新編年體之第一部書也。悅自述謂：「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以副本書。」又謂：「省約易習，無妨本書。」語其著作動機，不過節鈔舊書耳。然結構既新，遂成創作。蓋紀傳體之長處在內容繁富，社會各部分情狀皆可以納入。其短處在事蹟分隸淩亂，其年代又重複，勢不可避。劉知幾所謂：「同為一事，分為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故賈誼與屈原同列，曹沫與荊軻並編。」（《史通·二體篇》）此皆其弊也。《漢紀》之作，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為時際本位，學者便焉。悅之後，則有張璠、袁宏之《後漢紀》，孫盛之《魏春秋》，習鑿齒之《漢晉春秋》，幹寶、徐廣之《晉紀》，裴子野之《宋略》，吳均之《齊春秋》，何之元之《梁典》……等（現存者僅荀袁二家）。蓋自班固以後，紀傳體既斷代為書，故自荀悅以後，編年體亦循其則。每易一姓，紀傳家既為作一書，編年家複為作一紀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斷代施諸紀傳，識者猶譏之，編年效顰，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馬光毅然矯之，作《資治通鑒》以續《左傳》。上紀戰國，下終五代（西紀前四〇三至後九五九），千三百六十二年間大事按年紀載，一氣銜接。光本邃於掌故（觀所著《涑水紀聞》可見），其別裁之力又甚強（觀《通鑒考異》可見），其書斷制有法度。胡三省注而序之曰：「溫公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擿幽隱，薈萃為書。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皆天下選也，曆十九年而成。」其所經緯規制，確為中古以降一大創作。故至今傳習之盛，與《史》、《漢》埒。後此朱熹因其書稍加點竄，作《通鑒綱目》，竊比孔氏之《春秋》，然終莫能奪也。光書既訖五代，後人紛紛踵而續之，卒未有能及光者。故吾國史界稱前後兩司馬焉。

　　善鈔書者可以成創作。荀悅《漢紀》而後，又見之于宋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編年體以年為經，以事為緯，使讀者能瞭然于史跡之時際的關係，此其所長也。然史跡固有連續性，一事或亙數年或亙百數十年，編年體之紀述，無論若何巧妙，其本質總不能離賬簿式。讀本年所紀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來歷，其結果在若干年後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檢為勞，抑亦寡味矣。樞鈔《通鑒》，以事為起訖，千六百餘年之書約之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過感翻檢之苦痛，為自己研究此書謀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則於斯界別辟一蹊徑焉。楊萬里敘之曰：「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蓋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跡之原因結果以為鑒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故紀事本末體，於吾儕之理想的新史最為相近，抑亦舊史界進化之極軌也。章學誠曰：「本末之為體，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于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語此。……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文史通義·書教篇》）其論當矣。樞所述僅局於政治，其於社會他部分之事項多付闕如。其分目又仍涉瑣碎，未極貫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鈔《通鑒》為職志，所述不容出《通鑒》外，則著書體例宜然。即提要鉤玄之功，亦愈後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儕今日之眼光苛責古人也。樞書出後，明、清兩代踵作頗多。然謹嚴精粹，亦未有能及樞者。

　　紀傳體中有書志一門，蓋導源于《尚書》，而旨趣在專紀文物制度，此又與吾儕所要求之新史較為接近者也。然茲事所貴在會通古今，觀其沿革。各史既斷代為書，乃發生兩種困難：苟不追敘前代，則源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複取厭。況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闕遺，見斯滯矣。於是乎有統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創作以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其書「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李翰序文）此實史志著作之一進化也。其後元馬端臨仿之作《文獻通考》，雖篇目較繁備，徵引較雜博，然無別識，無通裁（章學誠《文史通義》評彼書語），僅便翻檢而已。

　　有《通鑒》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斷代之不便矯正過半矣，然猶未盡也。梁武帝敕吳均等作《通史》，上自漢之太初，下終齊室，意欲破除朝代界限，直接遷書，厥意甚盛。但其書久佚，無從批評。劉知幾譏其蕪累，謂「使學者甯習本書，怠窺新錄」（《史通·六家篇》），想或然也。宋鄭樵生左、馬千歲之後，奮高掌，邁遠蹠，以作《通志》，可謂豪傑之士也，其《自序》抨擊班固以下斷代之弊，語語皆中竅要。清章學誠益助樵張目。嘗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諸子之意，寓於史裁。」（《文史通義·釋通篇》）其所以推獎者至矣。吾儕固深贊鄭、章之論，認《通史》之修為不可以已。其於樵之別裁精鑒，亦所心折。雖然，吾儕讀《通志》一書，除二十略外，竟不能發見其有何等價值。意者仍所謂「甯習本書，怠窺新錄」者耶？樵雖抱宏願，然終是向司馬遷圈中討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敗，宜也。然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右所述為舊目錄家所指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之四體，皆於創作之人加以評騭，而踵效者略焉。二千年來斯學進化軌跡，略可見矣。自余史部之書，《隋書·經籍志》分為雜史、霸史、起居注、故事、職官、雜傳、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凡十一門。《史通·雜述篇》臚舉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凡十種。此後累代著錄，門類皆小異而大同。以吾觀之，可中分為二大類：一曰供後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製成局部的史籍者。第一類，並未嘗經錘煉組織，不過為照例的或一時的之記錄，備後世作者之搜采。其在官書，則如起居注、實錄、諭旨、方略之類，如儀注、通禮、律例、會典之類。其在私著，則或專紀一地方，如趙岐《三輔決錄》、潘嶽《關中記》等。或在一地方中複專紀一事類，如陸機《建康宮殿記》、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楊孚《交州異物志》等。或專紀一時代，如陸賈《楚漢春秋》、王度《二石偽治時事》等。或在一時代中專紀一事，如《晉修復山陵故事》、《晉八王故事》等。有專紀一類人物者，如劉向《列女傳》、皇甫謐《高士傳》等。有紀人物複限於一地方或一年代者，如陳壽《益部耆舊傳》、謝承《會稽先賢傳》、袁敬仲《正始名士傳》等。有專為一家或一人作傳者，如江統之《江氏家傳》、范汪之《範氏家傳》、慧立之《慈恩法師傳》等。或記載遊歷見聞，如郭象《述征記》、法顯《佛國記》等。或採錄異聞，作半小說體，如《山海經》、《穆天子傳》、《飛燕外傳》等。或拾遺識小，聊供談噱，如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等。凡此皆未嘗以述作自居，惟取供述作者之資料而已（右所舉例，皆取諸隋、唐兩志。其書今存者希）。

　　其第二類，則搜集許多資料，經一番組織之後，確成一著述之體裁。但所敘者專屬某種事狀，其性質為局部的，而與正史編年等含有普遍性質者殊科焉。此類之書，發達最早者為地方史，常璩之《華陽國志》其標本也，其流衍為各省、府、州、縣之方志。次則法制史，如《歷代職官表》、《歷代鹽法志》等類。次則宗教或學術史，如《佛祖歷代通載》、《明儒學案》等類。其餘專明一義，如律曆、金石、目錄，……等等，所在多有然，裒然可觀者實稀。蓋我國此類著述，發達尚幼稚也。

　　史籍既多，則注釋考證，自然踵起。注釋有二：一曰注訓詁，如裴駰、徐野民等之於《史記》，應劭、如淳等之於《漢書》。二曰注事實，如裴松之之於《三國志》。前者於史跡無甚關係，後者則與本書相輔矣。考證者，所以審定史料之是否正確，實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隋書·經籍志》有劉寶之《漢書駁議》，姚察之《定漢書疑》，蓋此類書之最古者。司馬光既寫定《通鑒》，即自為《考異》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範也。大抵考證之業，宋儒始引其緒，劉攽、洪邁輩之書稍有可觀。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趙翼之《廿二史劄記》。其他關於一書一篇一事之考證，往往析入豪芒，其作者不可僂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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