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4)

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4)

　　近代著錄家多別立史評一門，史評有二：一，批評史跡者；二，批評史書者。批評史跡者，對於歷史上所發生之事項而加以評論。蓋《左傳》、《史記》已發其端，後此各正史及《通鑒》皆因之。亦有泐為專篇者，如賈誼《過秦論》、陸機《辨亡論》之類是也。宋、明以後，益尚浮議，於是有史論專書，如呂祖謙之《東萊博議》、張溥之《歷代史論》等。其末流只以供帖括剿說之資，于史學無與焉。其較有價值者為王夫之之《讀通鑒論》、《宋論》。雖然，此類書無論若何警拔，總易導讀者入于奮臆空談一路，故善學者弗尚焉。批評史書者，質言之，則所評即為歷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學所賴以建設也。自有史學以來二千年間，得三人焉：在唐則劉知幾，其學說在《史通》；在宋則鄭樵，其學說在《通志·總序》及《藝文略》、《校讐略》、《圖譜略》；在清則章學誠，其學說在《文史通義》。知幾之自述曰：「《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于時，固其宜矣。」（《史通·自敘》）樵之自述曰：「凡著書者雖采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之言。……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之儒所不得而聞也。」又曰：「夫學術造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通志·總序》）學誠自述曰：「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志隅·自序》）又曰：「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榛蕪。然恐驚世駭俗，為不知己者詬厲。」（《與汪輝祖書》）又曰：「吾于史學，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家書》二）讀此諸文，可以知三子者之所以自信為何如，又可知彼輩卓識，不見容于並時之流俗也。竊常論之，劉氏事理縝密，識力銳敏。其勇於懷疑，勤於綜核，王充以來一人而已。其書中《疑古》、《惑經》諸篇，雖於孔子亦不曲徇，可謂最嚴正的批評態度也。章氏謂其所議僅及館局纂修，斯固然也。然鑒別史料之法，劉氏言之最精，非鄭、章所能逮也。鄭氏之學，前段已略致評。章氏評之謂：「其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文史通義·釋通篇》）又謂：「《通志》例有餘而質不足以副。」（《與劭二雲書》）皆可謂知言。然劉、章惟有論史學之書，而未嘗自著成一史，鄭氏則既出所學以與吾人共見，而確信彼自有其不朽者存矣。章氏生劉、鄭之後，較其短長以自出機杼，自更易為功。而彼于學術大原，實自有一種融會貫通之特別見地。故所論與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惜其所躬自撰述者，僅限於方志數種，未能為史界辟一新天地耳。要之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荀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後中國始有史。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矣。至其持論多有為吾儕所不敢苟同者，則時代使然，環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輕謗前輩也。

　　吾草此章將竟，對於與吾儕最接近之清代史學界，更當置數言。前清為一切學術復興之時代，獨于史界之著作，最為寂寥。唐、宋去今如彼其遠，其文集、雜著中所遺史跡尚累累盈望。清則舍官書及諛墓文外，殆無餘物可以相餉。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此其故不難察焉，試一檢康、雍、乾三朝諸文字之獄，則知其所以鉗吾先民之口而奪之氣者，其兇悍為何如。其敢於有所論列而倖免于文網者，吾見全祖望一人而已（看《鮚埼亭集》）。竊位者壹意摧殘文獻以謀自固。今位則成閏矣，而已湮、已亂之文獻終不可複，哀哉耗矣。雖然，士大夫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故壓於此者伸於彼。史學之在清代，亦非無成績之可言。章學誠之卓犖千古，前既論之矣。此外關於史界，尚有數種部分的創作：其一，如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其書有組織，有斷制，全書百三十卷一氣呵成為一篇文字，以地理形勢為經，而緯之以史跡。其善於駕馭史料蓋前人所莫能逮。故魏禧稱為「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也。其二，如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將全部《左傳》拆碎而自立門類以排比之。善用其法，則於一時代之史跡能深入而顯出矣。其三，如黃宗羲之《明儒學案》，實為中國有學史之始。其書有宗旨，有條貫，異乎鈔撮駁雜者。其四，如趙翼之《廿二史劄記》，此書雖與錢大昕、王鳴盛之作齊名（見前），然性質有絕異處。錢、王皆為狹義的考證，趙則教吾儕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趙書蓋最善於比事也。此法自宋洪邁《容齋隨筆》漸解應用，至趙而其技益進焉。此四家者，皆卓然有所建樹，足以自附於述作之林者也。其他又尚有數類書在清代極為發達：（一）表志之補續。自萬斯同著《歷代史表》後，繼者接踵，各史表志之缺，殆已補綴無遺，且所補常有突過前作者。（二）史文之考證。考證本為清代樸學家專門之業，初則僅用以治經，繼乃並用以治史。此類之書有價值者毋慮百數十種。對於古籍訂訛糾繆，經此一番整理，為吾儕省無限精力。（三）方志之重修。各省、府、州、縣誌什九皆有新修本，董其事者皆一時名士，乃至如章學誠輩之所懷抱，皆借此小試焉。故地方史蔚然可觀，為前代所無。（四）年譜之流行。清儒為古代名人作年譜者甚多，大率皆精詣之作。章學誠所謂「一人之史而可以與家史、國史、一代之史相取證」者也。（五）外史之研究。自魏源、徐松等喜談邊徼形事，漸引起研究蒙古史跡之興味。洪鈞之《元史譯文證補》知取材於域外，自此史家範圍益擴大，漸含有世界性矣。凡此皆清代史學之成績也。雖然，清儒所得自效于史學界者而僅如是，固已為史學界之不幸矣。

　　我國史學根柢之深厚既如彼，故史部書之多亦實可驚。今刺取累代所著錄之部數卷數如下：

　　《漢書·藝文志》 11部 425篇
　　《隋書·經籍志》 81 7部 13 264卷
　　《舊唐書·經籍志》 88 4 部 17 946卷
　　《宋史·藝文志》 21 47部 4 31 09卷
　　《通志·藝文略》 23 01部 3 76 13卷
　　（圖譜在外）
　　《文獻通考·經籍考》 10 36 部 2 40 96卷
　　《明史·藝文志》 13 16部 3 00 51卷
　　（限於明代人著作）
　　《清四庫書目》 2174部 3 70 49卷
　　（存目合計）

　　右所著錄者代代散佚。例如《隋志》之萬三千餘卷，今存者不過十之一二；《明志》之三萬餘卷，采入四庫者亦不過十之一二。而現存之四庫未收書及四庫編定後續出之書，尚無慮數萬卷。要而言之，自左丘、司馬遷以後，史部書曾著竹帛者最少亦應在十萬卷以外。其質之良否如何，暫且勿問，至於其量之豐富，實足令吾儕撟舌矣。此二千年來史學經過之大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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