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2)

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2)

　　右三類者，或為形式的官書，或為備忘的隨筆，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學界最初有組織之名著，則春秋、戰國間得二書焉，一曰左丘之《國語》，二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左丘或稱左丘明，今本《左傳》，共稱為彼所撰。然據《史記》所稱述，則彼固名丘不名丘明，僅撰《國語》而未撰《左傳》。或謂今本《左傳》乃漢人割裂《國語》以偽撰，其說當否且勿深論。但《國語》若既經割裂，則亦必須與《左傳》合讀，然後左氏之面目得具見也。左氏書之特色：第一，不以一國為中心點，而將當時數個主要的文化國平均敘述。蓋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漸為地方的發展，非從各方面綜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當時史官之作大抵皆偏重王室，或偏重于其本國（例如《春秋》以魯為中心。《竹書紀年》自周東遷後，以晉為中心，三家分晉後，以魏為中心）。左氏反是，能平均注意於全部。其《國語》將周、魯、齊、晉、鄭、楚、吳、越諸國分篇敘述，無所偏畸。《左傳》是否原文，雖未敢斷，即以今本論之，其溥徧的精神固可見也。第二，其敘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會之各方面。左氏對於一時之典章與大事固多詳敘，而所謂「瑣語」之一類，亦採擇不遺。故能寫出當時社會之活態，予吾儕以頗明瞭之印象。第三，其敘事有系統，有別裁，確成為一種「組織體的」著述。彼「賬簿式」之《春秋》，「文選式」之《尚書》，雖極莊嚴典重，而讀者寡味矣。左氏之書，其斷片的敘事雖亦不少，然對於重大問題，時複遡原竟委，前後照應，能使讀者相悅以解。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無。劉知幾云：「左氏為書，不遵古法。……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史通·載言篇》）誠哉然也。故左丘可謂商、周以來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漢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丘舊雲孔子弟子，但細讀其書，頗有似三家分晉、田氏篡齊以後所追述者。苟非經後人竄亂，則此公著書應在戰國初年，恐不逮事孔子矣。希臘大史家希羅多德生於紀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與左氏並世。不朽大業，東西同揆，亦人類史中一佳話也。

　　《世本》一書，宋時已佚，然其書為《史記》之藍本，則司馬遷嘗自言之。今據諸書所徵引，知其內容篇目有《帝系》，有《世家》，有《傳》，有《譜》，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帝系》、《世家》及《氏姓篇》，敘王侯及各貴族之系牒也。《傳》者，記名人事狀也。《譜》者，年表之屬，史注所謂旁行斜上之《周譜》也。《居篇》則匯紀王侯國邑之宅都焉。《作篇》則紀各事物之起原焉。吾儕但觀其篇目，即可知其書與前史大異者兩點。其一，開後此分析的綜合的研究之端緒。彼能將史料縱切橫斷，分別部居，俾讀者得所比較以資推論也。其二，特注重於社會的事項。前史純以政治為中心，彼乃詳及氏姓、居、作等事，已頗具文化史的性質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書且久隨灰燼，而不然者，當與左氏同受吾儕屍祝也。

　　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遷之年代，後左丘約四百年。此四百年間之中國社會，譬之于水，其猶經百川競流波瀾壯闊以後，乃匯為湖泊，恬波不揚。民族則由分展而趨統一，政治則革閥族而歸獨裁，學術則倦貢新而思竺舊。而遷之《史記》，則作於其間。遷之先，既世為周史官，遷襲父談業為漢太史，其學蓋有所受。遷之自言曰：「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太史公自序》）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蓋遷實欲建設一歷史哲學，而借事實以為發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況，謂：「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序》）舊史官紀事實而無目的，孔子作《春秋》，時或為目的而犧牲事實。其懷抱深遠之目的而又忠勤於事實者，惟遷為兼之。遷書取材於《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織而成。其本紀以事系年，取則於《春秋》。其八書詳紀政制，蛻形于《尚書》。其十表稽牒作譜，印范於《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瑣語，則《國語》之遺規也。諸體雖非皆遷所自創，而遷實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使互相補而各盡其用。此足征遷組織力之強，而文章技術之妙也。班固述劉向、揚雄之言，謂「遷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漢書》本傳贊）。鄭樵謂「自《春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通志·總序》），諒矣。其最異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為本位。故其書廁諸世界著作之林，其價值乃頗類布爾達克之《英雄傳》，其年代略相先後（布爾達克後司馬遷約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響所被之廣且遠亦略同也。後人或能譏彈遷書，然遷書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來所謂正史者，莫能越其範圍。豈後人創作力不逮古耶？抑遷自有其不朽者存也。

　　司馬遷以前，無所謂史學也。《漢書·藝文志》以史書附於六藝略之春秋家，著錄者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遷前者，僅百九十一篇）。及《隋書·經籍志》史部著錄，乃驟至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數百年間，加增四十倍。此遷以後史學開放之明效也。古者惟史官為能作史。私人作史，自孔子始。然孔子非史家，吾既言之矣。司馬遷雖身為史官，而其書實為私撰。觀其傳授淵源，出自其外孫楊惲，斯可證也（看《漢書》惲傳）。遷書出後，續者蜂起，見於本書者，有褚少孫；見於《七略》者，有馮商；見於《後漢書·班彪傳注》及《史通》者，有劉向等十六人；見於《通志》者，有賈逵。其人大率皆非史官也。班固雖嘗為蘭台令史，然其著《漢書》實非以史官資格，故當時猶以私改史記構罪系獄焉（看《後漢書》本傳）。至如魚豢、孫盆、王銓、王隱、習鑿齒、華嶠、陳壽、袁宏、范曄、何法盛、臧榮緒輩，則皆非史官（看《史通·正史篇》）。曷為古代必史官乃能作史，而漢以後則否耶？世官之制，至漢已革，前此史官專有之智識，今已漸為社會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著寫傳鈔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遷書既美善，引起學者研究興味，社會靡然向風，此其三也。自茲以還，蔚為大國。兩晉、六朝，百學蕪穢而治史者獨盛，在晉尤著。讀《隋書·經籍志》及清丁國鈞之《補晉書藝文志》可見也。故吾常謂，晉代玄學之外惟有史學，而我國史學界亦以晉為全盛時代。

　　斷代為史，始于班固。劉知幾極推尊此體，謂「其包舉一代，撰成一書，學者尋討，易為其功」（《史通·六家篇》）。鄭樵則極詆之，謂「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固為彪之子，不能傳其業。……斷代為史，無複相因之格。……會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總序》）此兩種反對之批評，吾儕蓋袒鄭樵。樵從編纂義例上論斷代之失，其言既已博深切明（看原文）。然遷、固兩體之區別，在歷史觀念上尤有絕大之意義焉。《史記》以社會全體為史的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歷史。《漢書》以下則以帝室為史的中樞，自是而史乃變為帝王家譜矣。夫史之為狀如流水然，抽刀斷之，不可得斷。今之治史者，強分為古代、中世、近世，猶苦不能得正當標準，而況可以一朝代之興亡為之劃分耶？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書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是故南朝不得不謂北為「索虜」，北朝不得不謂南為「島夷」，王淩、諸葛誕、毌丘儉之徒，著晉史者勢不能不稱為賊，而雖以私淑孔子自命維持名教之歐陽修，其《新五代史》開宗明義第一句，亦不能不對於積年劇盜朱溫其人者大書特書稱為「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也。斷代史之根本謬誤在此，而今者官書二十四部，鹹率循而莫敢立異，則班固作俑之力其亦偉矣。

　　章學誠曰：「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後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取。」又曰：「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文史通義·書教篇》）。此言班書以下，作者皆陳陳相因，無複創作精神。其論至痛切矣。然今所謂二十四史者，其品之良穢亦至不齊。同在一體裁中，而價值自固有高下。前人比較評騭之論既甚多，所評當否，當由讀者自懸一標準以衡審之，故今不具論。惟有一明顯之分野最當注意者，則唐以前書皆私撰而成於一人之手，唐以後書皆官撰而成於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馬、班、范、陳四史皆出私撰，前已具陳。即沈約、蕭子顯、魏收之流，雖身為史官，奉敕編述，然其書什九獨力所成。自唐太宗以後而此風一變，太宗既以雄才大略削平天下，又以「右文」自命，思與學者爭席。因欲自作陸機、王羲之兩傳贊，乃命史臣別修《晉書》，書成而舊著十八家俱廢（看《史通·正史篇》）。同時又敕撰梁、陳、齊、周、隋五書，皆大開史局，置員猥多，而以貴官領其事。自茲以往，習為成例。於是著作之業，等於奉公，編述之人，名實乖迕。例如房喬、魏征、劉昫、托克托、宋濂、張廷玉等，屍名為某史撰人，而實則於其書無與也。蓋自唐以後，除李延壽《南史》、《北史》，歐陽修《新五代史》之外，其餘諸史皆在此種條件之下而成立者也。此種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則在著者無責任心。劉知幾傷之曰：「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又曰：「史官記注，取稟監修。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史通·忤時篇》）既無從負責，則群相率於不負責，此自然之數矣。坐此之故，則著者之個性湮滅，而其書無複精神。司馬遷忍辱發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諸賢，亦同斯志，故讀其書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見焉。歐陽修《新五代史》，其價值如何，雖評者異辭，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諸史，則如聚群匠共畫一壁，非複藝術，不過一絕無生命之粉本而已。坐此之故，並史家之技術亦無所得施。史料之別裁，史筆之運用，雖有名手，亦往往被牽掣而不能行其志，故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蕪累亦愈甚也（《明史》不在此例）。萬斯同有言：「治史者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方苞撰《萬季野墓表》）此言可謂博深切明。蓋我國古代史學因置史官而極發達，其近代史學亦因置史官而漸衰敝，則史官之性質，今有以異于古所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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