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三章儒學統一時代(3)

第三章儒學統一時代(3)

　　第三節其派別

　　競爭之例，與天演相終始。外競即絕，內競斯起；于群治有然，於學術亦有然。《韓非子·顯學篇》謂孔子卒後，儒分為八。顧漢代儒學雖極盛，而所謂八儒者，則渺不可睹。其條葉跗萼，千差萬別，又迥非初開宗時之情狀矣。今欲言漢儒之差別，請先言漢以前之派別。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表例說明：

　　一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

　　一列子游於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說本於《禮運》，《禮運》為子遊所傳。《荀子·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條'下又云：「以為仲尼、子遊，為茲厚於後世。」故知孟子之學出於子遊也。

　　一列仲弓于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並稱。《論語》言：「雍也可使南面。」正荀子君權之學統所自出也。

　　孔子之學，本有微言、大義兩派。微言亦謂之大同，大義亦謂之小康；大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拔亂，謂之升平。拔亂、升平、太平，《春秋》謂之「三世」。三世之中，複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拔亂，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等是也。大義之學，荀卿傳之；微言之學，孟子傳之。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惜其遺緒之湮沒而不見也。莊生本南派鉅子，而複北學於中國，含英咀華，所得獨深，殆紹顏氏不傳之統者哉！然其嗣續固不可以專屬孔氏。然則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余孟、荀兩家，最為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致太平之意者也；《禮》，孔子所雅言，為尋常人說法者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兩義皆孔子所有。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太平世當人人平等也；言小康者必言性惡，拔亂世當以賢治不肖也。故言性善者必言擴充，近於自由主義；言性惡者必言克治，近於專制主義）；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等是也；後王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禮運》所謂「三代之英」、所謂「六君子」也，所謂「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禮義以為紀」等是也）。此其大端也。若其小節，更僕難終。孟子既沒，公孫醜、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于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為荀子所傳（見汪容甫《述學》），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學之大不幸也（漢代學術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春秋》耳）。

　　漢儒流派繁多，綜其大別，可分兩種：

　　一、說經之儒。二、著書之儒。

　　一、說經之儒。在昔書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家法最重焉。今請將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表例說明：

　　一凡傳授不斷者，以「——」為識；傳授不明者，以「------」為識。

　　二所表傳授人，只據故書，其真偽非著者之責任。

　　三每經于漢初第一本師，下施「·」為識；立於學官者，下施「▲」為識。

　　由此觀之，《魯詩》《毛詩》《榖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崇禮由禮之言，兩戴《記》又多采荀卿文字，則其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若是乎兩漢經術，其為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論兩漢經學學派，最當注意者，今古文之爭是也。今文傳自西漢之初，所謂「十四博士列于學官者」是也；古文興於西漢之末，新莽篡國、劉歆校書時所晚出者也。今文雖不足以盡孔學，然猶不失為孔學一支流，古文則經亂賊偽師之改竄附托，其與孔子之意背而馳者，往往然矣。古文雖不盛於漢代，然漢末、魏、晉間，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大揚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泐定《五經正義》，皆為古文學獨佔時代。蓋自是而儒者所傳習，不惟非孔學之舊，抑又非荀學之舊矣。今將漢代所立於學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為一表：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綜而論之，兩漢經師可分四種：其一口說家。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母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其二經世家。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也。其三災異家。災異之說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義，勢不得不以一國之權托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權無限，而暴君益乘以為虐也。於是乎思所以制之，乃於《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群經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即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諡。是蓋孔子所殫思焦慮，計無複之，而不得已出於此途者也。不然，以孔之子聖智，寧不知日蝕、彗見、地震、星孛、鷁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物之恒情，於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係也，而齗齗然視之若甚鄭重焉者，毋亦以民權既未能興，則政府之舉動措置，既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於無形中有所以相懾，則民賊更何忌憚也。孔子蓋深察夫據亂時代之人類，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強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怨恫之征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夫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變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則生民之禍，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用心蓋良苦矣。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天人策》，三致意焉。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旨也。及於末流，浸乖本誼，牽合附會，自惑惑人。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京房之象數災異，《詩》則翼奉之五際六情（齊詩派）。至於《春秋》，又益甚焉；馴至讖緯之學，支離誕妄，不可窮詰，駸駸競起，以奪孔席，則兩漢學者之罪也。其四訓詁家。漢初大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見《漢書·藝文志》），不為章句訓故，舉大義而已（見《漢書·儒林傳》），故讀一經通一經之義，明一義得一義之用。自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詁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覃心於箋注，以破碎繁難相誇尚，於是學風又一變。近啟有唐陸（德明）、孔（穎達）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玉裁）、王（引之）之嚆矢，買櫝還珠，去聖愈遠。蓋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於災異，再亂於訓詁。災異亂其義，訓詁亂其言，至是益非孔學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書之儒。今所傳漢代著述，除經注詞賦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陸賈之《新語》，賈誼之《新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寬之《鹽鐵論》，劉向之《說苑》《新序》，揚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潛夫論》，仲長統之《昌言》，許慎之《說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數子而已。而《說文》不過字書，于學術思想全無關係。《鹽鐵論》專紀一議案，亦非可以列于作者之林。《新語》真贗未定，《新書》割綴所成，未足以概作者之學識。要之，漢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而其有一論之價值者，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王充、王符、仲長統七人而已。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為主，然其究天人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為西漢學統之代表。《史記》千古之絕作也，不徒為我國開歷史之先聲而已，其寄意深遠，其托義皆有所獨見，而不徇於流俗。本紀之托始堯舜（五帝）也，世家之托始泰伯也，列傳之托始伯夷也，皆貴其讓國讓天下，以誅夫民賊之視國土為一姓產業者也；陳涉而列諸世家也，項羽而列諸本紀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敗論人也；孔子而列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為列傳也，尊教統也；《孟荀列傳》而包含餘子也，著兩大師以明群學末流之離合也；老子、韓非同傳，明道、法二家之關係也；遊俠有傳，刺客有傳，厲尚武之精神也；龜策有傳，日者有傳，破宗教之迷信也；貨殖有傳，明生計學之切於人道也。故太史公誠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學淵源，既已深邃（《太史公自序》稱其父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生於天下之中央，而足跡遍海內（《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蓋今日版圖，除兩廣、貴州、福建、甘肅五省外，史公足跡皆遍矣），其於孔子之學，獨得力於《春秋》（《自序》稱「吾聞諸董生曰」云云，蓋史公于董子，必有淵源矣。《公羊傳》屢引「子司馬子曰」云云，吾友仁和夏曾佑，以為必史公也），而南派、北東派、北西派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時代種種舊思想，磅礴鬱積，以入於一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為上古學術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劉中壘粹然醇儒，然為當時陰陽五行說所困，不能自拔。《說苑》陳義至淺，殆無足雲。揚子雲新莽大夫，曲學阿世，著《太玄》以擬《易》，著《法言》以擬《論語》，是足以代表當時學者乏創作力，而惟存模擬性也。王仲任頗思為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摭其小而遺其大。吾友余杭章炳麟，以比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為近矣。節信（王符）、公理（仲長統）雖文辭斐然，然止於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已，於數千年學術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惟江都、龍門二子獨有心得，為學界放一線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君子觀于此而益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

　　其於說經著書之外，足以覘當時文明之跡者，則詞賦為最優。而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閎之歷數，張仲景之醫方（著《傷寒論》），張衡之技巧（制地動儀），亦有足多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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