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三章儒學統一時代(2)

第三章儒學統一時代(2)

　　第二節其歷史

　　具彼六因，儒學所以視他學占優勝者，其故可知矣。雖然，其發達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請略敘之。

　　一、萌芽時代。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于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子夏，繼以段幹木、田子方，於是儒教始大於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實為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其次者為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後人以為敵孔教，實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百家之語；所坑者，不過咸陽諸生侯生、盧生等四百餘人，未嘗與儒教全體為仇也。豈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書之令云：有欲學者，以吏為師。非禁民之學也，禁其于國立學校之外，有所私業而已。所謂吏者何？則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蓋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於儒教矣。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漢高早年最惡儒，有儒冠者輒溲溺之，其吐棄也至矣。而酈食其、叔孫通、陸賈等，深自貶抑，包羞忍詬以從之。及天下既定，諸將爭奪喧嘩，引為深患。叔孫通乃緣附古制，為草朝儀，導之使知皇帝之貴，然後信孔學之真有利於人主。陸賈獻《新語》，益知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於是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喟然興學，以貽後昆。漢高實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交戰時代。雖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幾者。當漢之初，儒教以外，諸學派其焰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當時與孔學爭衡者也。其在墨家，遊俠一派獨盛，朱家、郭解之流，為一時士夫所崇拜。太史公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謂孔也，俠謂墨也。蓋孔、墨兩派，在當時社會，勢力殆相埒焉（秦漢時人常以仲尼、墨翟並稱，或以儒墨、儒俠並稱。南海先生所著《孔子改制考》嘗匯抄之，得百餘條）。其在道家，則漢初之時，殆奪孔席。蓋公之教曹參（史稱：曹參為齊悼惠王相，召諸儒百數，問安集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從。聞膠西有蓋公者，善黃、老言，請見之。蓋公為言治道清靜，則民自定。曹參大悅，師之。後相漢，日飲醇酒，與民休息，皆得力於道家言也），黃生之事竇後（《漢書·外戚傳》云：「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按：竇後為文帝后，文帝即位之年即冊立，而崩于武帝建元六年。此四十五年間，勢傾外庭，天子、宰相莫敢逆。登高而呼，故道家言披靡朝野。史稱：老徒黃生與儒徒轅固生嘗辨難於帝前。竇後怒，使轅固入圈刺豕，欲殺之。其束縛言論自由，可見一斑矣），此倡之自上者也；淮南王之著《鴻烈解》（高誘注《淮南子》雲「天下方術之士多歸淮南，於是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以著此書。其旨近於《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雲），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史記·太史公自序》列其父談所論六家要指，謂儒、墨、陰陽、名、法、道各有所長，而歸本於道家。班固譏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實則此乃談之言，非遷之言也），此演之自下者也。故當時儒學雖磅礴鬱積於下，而有壓之於上者，故未能得志焉。其在法家，則景帝時代，晁錯用事（史稱：錯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學申商刑名之學于軹縣張恢。然則張恢殆當時法家大師也），權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帝雖重儒術，實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弘羊輩，欲行李悝、商鞅之術以治天下，故儒、法並立，而相水火於朝廷。《鹽鐵論》一書，實數千年爭辨學術之第一大公案也（《鹽鐵論》，漢桓寬撰，乃敘述始元六年丞相、禦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論辨鹽鐵均輸之利害者也。兩黨各持一見，互相詰難，洋洋十數萬言。以視英國議院爭愛爾蘭自治案、改正選舉法案者，其論辨之激烈、持理之堅確，殆有過之無不及，實為中國學界、政界放一大異彩也）。由此觀之，當儒學將定未定之際，與之爭統者凡三家。就中隨分為三小時期：第一期，為儒、墨之爭。蓋承戰國「武士道」之余習，四公子（孟嘗、平原、信陵、春申）之遺風，猶赫赫印人耳目，故重然諾、鋤強扶弱之美德，猶為一世所稱羨，尚氣之士，每不惜觸禁網以赴之，而詆儒為柔巽者有焉矣。雖然，其道最不利於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鋤之，文、景以降，殆萎絕矣。第二期，為儒、道之爭。道家有君（如竇太后、文帝、景帝等）相（如曹參、汲黯等）以為之後援，故其勢滋盛；而經數百年戰爭喪亂之後，與民休息，其道術固有適宜於當時之天擇者，故氣焰驟揚，而詆儒為虛偽繁縟者有焉矣。雖然，帝者之好尚變，而其統之盛衰亦與俱變。第三期，為儒、法之爭。儒、法兩有利於世主，而法家之利顯而近，儒家之利隱而長。景、武之時，急於功名，法語斯起，而詆儒為迂腐不切者有焉矣。然當時儒、法勝負之數，頗不在世主而在兩造之自力。蓋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術，緣操切以致挫敗；而儒家養百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能不畏強禦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皆占全勝也。自茲以往，而儒學之基礎始定。

　　三、確立時代。自魏文侯以後，最有功于儒學者，不得不推漢武帝。然武帝當竇後未歿以前，不能實行所志。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于上，竇嬰以太后之親為丞相，田蚡以帝舅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皆推崇儒術，將迎申公于魯，設明堂，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然太后一怒，綰、臧下吏，嬰、蚡罷斥，遂以蹉跌。卒至後崩，蚡複為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絕百流。遂乃興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公孫弘徒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變相時代。一尊既定，尊經逾篤，每行一事，必求合於六藝之文。哀、平之間，新都得政，因緣外戚，遂覬非常；然必附會經文，始足以鉗盈廷之口。求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劉歆制作偽經，隨文竄入。力有不足，假借古書。古人削竹為篇，漆書其上，今之一卷，古可專本，其為工也多，故傳書甚少；其轉徙也艱，故受毀甚易；其為費也不資，故白屋之士不能得書者甚眾。以此三者，故圖書悉萃秘府。歆既親典中書，任意抑揚，縱懷改竄，謂此石渠秘籍，非民間有也，人孰不從而信之？即不見信，又孰從而難之？況有君權潛為驅督，於是鴻都太學承用其書，奉為太師，視為家法。莒人滅鄫，呂種易嬴，自茲以往，而儒之為儒，又非孔子之舊矣。

　　五、極盛時代。雖然，新、歆之學固未能遽以盡易天下也。而東漢百余年間，孔學之全盛實達於極點。今請列西漢與東漢之比較：（一）西漢有異派之爭，而東漢無有也（西漢前半紀三小期之交戰時代，不待言矣；即武帝別黑白定一尊以後，亦尚有如汲黯之治黃老，桑弘羊、張湯之治刑法者。東漢則真絕矣）；（二）東漢帝者皆受經講學，而西漢無有也（明帝親臨辟雍，養三老五更。自章帝以下，史皆稱其受經淵源）；（三）西漢傳經之業專在學官，而東漢則散諸民間也（凡學權壟斷於一處者，學必衰；散佈諸民間者，學必盛。泰西古學復興時代，學權由教會移于平民，遂開近代之治，其明證也。西漢非詣博士不得受業，雖有私授，而其傳不廣。東漢則講學之風盛于一時：史所載如劉昆弟子常五百餘人，窪丹徒眾數百人，楊倫講授大澤中，弟子千余人，薛漢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弟子千余人，曹曾、魏應、宋登、丁恭皆弟子數千人，樓望九千余人，牟長門下著錄萬余人，蔡玄萬六千人。諸如此者，不可枚舉）；（四）西漢傳經僅憑口說，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西漢說經之書，惟有《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一二種，其餘皆口授而已。東漢則除賈、馬、許、鄭、服、何諸大家著述傳世，人人共見者不計外，其《儒林傳》所載，如周防著四十萬言，伏恭著二十萬言，景鸞著五十萬言，其餘數萬言者，尚指不勝屈）。故謂東京儒術之盛，上軼往軌，下絕來塵，非過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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