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二章全盛時代(3)

第二章全盛時代(3)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自管仲借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銳意整頓內治，使成一「法治國」（Rechtsstat）之形。《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時其後輩所纂述。要之，此書則代表齊國風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鄒衍之徒興。《史記》稱：「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終始》《大聖》之篇十余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穀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於斯（鄒衍所謂「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達爾文諸賢，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雖其以陰陽為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代，豈能以今日我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鄒子既沒，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及秦漢時，遂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鄒子之徒導之也。此為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齊派之能獨立于鄒魯派以外也，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強悍，故國家主義亦最易發達。及戰國之末，諸侯游士，輻輳走集，秦一一揖而入之，故其時西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焰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淩駕之之勢。申不害，韓產也；商鞅，魏產也。三晉地勢與秦相近，法家言勃興於此間。而商鞅首實行之，以致秦強。逮于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荊楚道術主義，合為一流；李斯複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為治者也。於是所謂秦晉派（北西派）者興。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變相者也。

　　宋、鄭，東西南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為列強所爭，故交通最頻繁焉。於是墨家、名家起于此間。墨家之性質，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名家言起于鄭之鄧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理俶詭似南學，其必飛起於中樞之地，而不起于齊、魯、秦、晉、荊楚者，地勢然也。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真自立，其不起於大國而必起於小國者，亦地勢然也。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大體，自劃然活現北學之精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南派之老、莊尚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楊子居為老子之徒，見《莊子》）。楊氏之為我主義，縱樂主義，實皆起於厭世觀。《列子·楊朱篇》引其學說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況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及覺除為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此其與近世邊沁、彌兒等之為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有楊，皆走於兩極端之極點，而立於正反對之地位。楊之於老，得其體而並神其用。楊學之幾奪老席，非偶然也。故楊氏不可不列於大家而論之。

　　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但其流傳甚微，非惟學說不見於他書，即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者。雖然，其所持理論，頗為希臘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Socilaism）（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相類，而亦不盡同。社會主義者溺平等、博愛之理論而用之，過其度者也）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淵源於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狀態，為群治之極則，故其言曰，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無者也。北方政論，主干涉主義（保民、牧民，皆干涉也）；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此兩主義者，在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尚未有定論者也（十八世紀以前，重干涉主義；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重放任主義；近則複趨於干涉主義。英國，放任主義之代表也；德國，干涉主義之代表也。盧梭，放任主義之宗師也；伯倫知理，干涉主義之宗師也。格蘭斯頓，放任主義之實行者也；俾斯麥，干涉主義之實行者也），而許行實放任主義之極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沒而不彰也（《漢·志》農家者流，殆即指許行一派。若僅以李克「盡地力」者當之，似不足為一家言也。又按：許行一派，亦兼有墨家主義，殆南而稍染北風也。但墨主干涉，而許主放任，其精神自異）。

　　屈原，文豪也，然論感情之淵微，設辭之瑰偉，亦我國思想界中一異彩也。屈原以悲憫之極，不徒厭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厭俗而欲游於天。試讀《離騷》自「跪敷衽以陳詞兮」至「哀高丘之無女」一段，自「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顧而不行」一段，徒見其詞藻之紛綸雜遝，其文句之連犿俶詭，而不知實厭世主義之極點也。《九歌》《天問》等篇，蓋猶胚胎時代之遺響焉。南人開化，後於北人，進化之跡歷歷可征也。屈原生於貴族，故其國家觀念之強盛，與立身行己之端嚴，頗近北派；至其學術思想，純乎為南風也。此派後入漢而盛於淮南。淮南雞犬，雖謂聞三閭之說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體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于南，亦緣當時載籍所傳，北詳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尚多多也。

　　諸派之初起，皆各樹一幟，不相雜側；及其末流，則互相辯論，互相薰染，往往與其初祖之學說相出入，而旁采他派之所長以修補之。故戰國之末，實為全盛時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時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時學界大勢有四現象：一曰內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羅。四者皆進步之證驗也。所謂內分者，《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即荀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裡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而《荀子·非十二子篇》亦雲「子遊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莊子·天下篇》云：「相裡勤（即《韓非子》所謂相裡氏也）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郭《注》云：二人姓氏也）、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觀此可見當時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余諸流，雖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現象無疑也。後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為道術衰微；不知學派之為物，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亡，學術分爭而益盛。其同出一師而各明一義者，正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

　　所謂外布者，各派皆起於本土，內力既充，乃務拓殖民地于四方。于斯之時，地理界限漸破，有南、北混流之觀。《史記·儒林傳》云：「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故子路居衛，澹檯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西河，北西派所領地也；齊，北東派所領地也；楚，則南派之老營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于南之證也。《莊子》云：「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是墨行于南之證也。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見《史記·孟荀傳》）。韓非，韓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於北之證也。故其時學術漸進，不能以地為限。智識交換之途愈開，而南北兩文明與接為構，故蒸蒸而日向上也。

　　所謂出入者，當時諸派之後學，常從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出彼入此，恬然不以為怪也。故禽滑厘，子夏弟子也，而為墨家钜子；莊周，田子方弟子也，而為道家魁桀；韓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為法家大成；陳相，陳良弟子也，而為農家前驅。自余諸輩，不見於載記者，當複何限！可見其時思想自由，達於極點，非如後世暖暖咮咮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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