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二章全盛時代

第二章全盛時代(1)

　　第一節論週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全盛時代，以戰國為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績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蓋七事焉：

　　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也。人群初起，皆自草昧而進于光華。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幾也。傳記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搢紳難言焉。觀夏、殷時代質樸之風，猶且若此，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群進化之公例，必由行國進而為居國，由漁獵進而為畜牧，由畜牧進而為耕桑。殷自成湯以至盤庚，凡五遷其都，蓋尚未能脫行國之風焉。《孟子》頌周公之功，則曰：「兼夷狄，驅猛獸。」《詩》美宣王之德，則以牛羊蕃息。蓋殷、周以前，尚未盡成居國、成農國也）。及文王化被南國，武周繼起，而中央集權之制大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漢學家言：禮儀，《周禮》也；威儀，《儀禮》也）。孔子歎之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態。觀于《左傳》，列國士大夫之多才藝、嫻文學者，所在皆然矣。積數千年民族之腦精，遞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鬱積、一觸即發之勢。而其所承受大陸之氣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此固非島夷穀民、崎嶇逼仄者之所以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於社會之變遷也。由堯、舜至於周初，由周初至於東遷，由東遷至於春秋之末，其間固劃然分為數時代，其變遷之跡，亦有不可掩者。雖然，其跡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獨至獲麟以後，迄于秦始，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顧亭林《日知錄》云：「自《左傳》之終以至戰國，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並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閥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為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開也）。周室之勢既微，其所余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國土隸于一王，則教學亦定於一尊，勢使然也。周室為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眾，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蓋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周既不綱，權力四散，游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于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幹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加以曆古以來，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掛無礙，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篇》）《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蓋政權之聚散，影響於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於地中海之東西南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洲也；其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亙二百年，阿剌伯人西漸，威懾歐陸，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並立，會盟征伐，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觀之，安有不借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各國交涉，日本名為「國際」，取《孟子》「交際何心」之義，最為精善。今從之），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遊歷，要之其有益於文明一也。春秋戰國之時，兼併盛行，互相侵伐。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俗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為國家休戚所關（當昔群雄割據，大國欲籠絡小國以自雄，小國則承事大國以求保護，故其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覲貢獻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若相鼠茅鴟之不知，將辱國體而危亡隨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學最優之士。及其游於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齎之歸以為用。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劄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蓋商業之盛通，為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縱橫捭闔之士，專以奔走遊說為業者，又不待言矣。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于戰國。此其四。

　　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愚；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併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饑載渴。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為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為吾患也。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複其位；商鞅去國，而魏遂弱于秦。游士之聲價，重于時矣。貴族階級，摧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貴族階級，最為文明之障礙。中國破此界最早，是亦歷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于時者，莫不揅精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有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遍於天下。此其五。

　　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於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週末為甚。倉頡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略相類。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說文》序云：「諸侯力政，分為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隨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子》《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有出入。《漢書·藝文志》謂「秦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群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墨子載書五車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學風興於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凡創一學說者，輒廣求徒侶，傳與其人。而千里負笈者，亦不絕於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钜子遍于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捆屨織席以為食。蓋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故一主義於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啟其端，而百人揚其華。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於是矣。全盛時代之所以為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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