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一章胚胎時代(2)

第一章胚胎時代(2)

　　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文明，以重實際為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為人倫之模範也；重實際故重經驗，其尊祖也，皆取以為先例之典型也。於是乎由思想發為學術。其握學術之關鍵者有二職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群初進之時，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權最重（埃及之法老，猶太之祭司長，見於《舊約全書》者，皆司祝官也。印度有四族：婆羅門為首，刹利次之。刹利，帝王之族也，婆羅門，司祝之族也。乃至波斯、安息莫不皆然。今西藏有坐床喇嘛，掌全國大政，仍是此制。歐洲自羅馬教皇興後，其權常駕各國君主而上之。而俄羅斯皇，今猶兼希臘教皇之徽號，其教務大臣柄權最重。此實半開民族之通例也）。中國宗教之臭味不深，雖無以教權侵越政權之事，而學術思想，亦常為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職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達之於天，而祈福祉者也。《周官·春官》一篇，皆此職之支與流裔也。魯侯與曹劌論戰，首稱「犧牲玉帛之必信」；隨侯將戰楚，首言「牲牷肥腯粢盛豐備」；蓋以為祭禮之事，與國家之安危大有關係焉。其他百事，皆聽命於神，不待言也。二曰司曆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應用於人事者也。三皇之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典》「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司曆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協時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堯典》「天之歷數在爾躬」，及後世言三代受命之符，皆推其本於曆學。後世言《洪範》五行，言讖緯，皆發源於此），三曰占星象蔔筮以決吉凶也（《漢書·藝文志》，「九流略」有陰陽家，「數術略」有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古代之學術，半屬此類）。降及春秋，此術猶盛，如裨灶、梓慎之流，皆以司祝之官為一時君相之顧問；而《左傳》一書，言蔔筮休咎、占驗災祥者，十居七八。後人不知人群初進時之形狀，詫其支離誕妄，因以疑左氏之偽託；而不知胚胎時代，實以此為學術思想之中心點也。讖緯亦然。緯書之為真偽，今無暇置辨；要之必起於春秋戰國時代，而為古學術之代表，無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華既天、祖並重，而天志則祝司之，祖法則史掌之。史與祝同權，實吾華獨有之特色也。重實際故重經驗，重經驗故重先例，於是史職遂為學術思想之所薈萃。《周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太史乘輶軒所采），若《書》，若《春秋》（《漢·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皆史官之所職也；若《禮》，若《樂》，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學者，不可不于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為柱下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於史。史與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漢猶然，司馬談、司馬遷其最著者也），若別為一族者然。蓋當時竹帛不便，學術之傳播甚難，非專其業者，不能盡其長也。而史之職，亦時有與祝之職相補助者。蓋其言吉凶禍福之道，祝本於天以推于人，史鑒於祖以措於今。故《漢·志》謂道家出於史官，而陰陽讖緯家言，亦常有與史相通者。要而論之，則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全在天人相與之際；而樞紐於兩者之間者，則祝與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統如下：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此外尚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頗有關係。但所關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故略之不別論（古者之醫必兼巫，故古「醫」字作「毉」。《黃帝內經》有祝由科，然則醫實祝之附庸也。樂與詩同體，詩掌于太史，樂官亦稱瞽史，然則樂實史之附庸也）。

　　吾于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當知此時代之學術思想為貴族所專有，而不能普及於民間是也。吾華階級制度，至戰國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謂喀私德（Castes）（印度分人為四種，最上者稱婆羅門，其次為刹利，其次為毗舍，最下者為首頭陀，不許互通婚），中世歐羅巴所謂埃士忒德（Estates）（歐人大率分僧侶、貴族、公民、奴隸四種）者。蓋上流人士握一群之實權，不獨政治界為然，而學術思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交通未開（指舟車來往等言），流布尤窒，故一切學術，非盡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勢使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舊，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從事於新理想，複無人相與討論，以補其短而發其榮，此所以曆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睹也。雖然，此後全盛時代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班《志》全本劉歆《七略》，故今用其原名）所述，謂：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

　　雖其分類未能盡當，其推原所出，亦非盡有依據。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學術之業，專歸於國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與聞（《管子》稱：「士有士之鄉，農有農之鄉，工商有工商之鄉，不可使雜處。」又曰：「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蓋古俗然也。古者以官為氏，如祝氏、史氏、樂正氏、倉氏、庾氏等，皆由世業之故），非在官者不獲從事。此不惟中國為然，即各國古代，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歐羅巴學術之權，皆在教會；迨十五世紀以後，教會失其專業，人人得自由講習，而新文明乃生。論者或以窒抑多數之民智為教會詬病，而不知當中世黑暗時代，苟無教會以延一線之光明，恐其墮落更有甚者，而後起之人，益複無所憑藉也。然則知人論世，其功與過又豈可相掩耶？觀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亦如是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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