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未來記·第二回求新學三大洲環遊論時局兩名士舌戰(4)

第二回求新學三大洲環遊論時局兩名士舌戰(4)

　　李君道：「我也不是一定要和甚麼一姓的人做對頭，只是據政治學的公理，這政權總是歸在多數人的手裡，那國家才能安寧的。你想天下哪裡有四萬萬的主人被五百萬的客族管治的道理嗎？但凡人類的天性，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先，別人的利益為後，所以主權若是在少數人，一定是少數的有利，多數的有害；主權若是在客族，一定是客族有利，主族有害，這利害兩樁是斷不能相兼的。但我們今日就不管到他是多數還是少數，是客族還是主族，總之政治上這責任兩個字是不能不講的。一國人公共的國家，難道眼巴巴看著一群糊塗混賬東西把他送掉不成？不管他甚麼人，只是當著這個地位，就要盡這個責任；虧了責任，是要自行告退的；不肯告退，是要勸他的；勸他不聽，是要想個法兒叫他不能不聽的。你看現在文明各國所謂責任大臣的制度，不是恁麼著麼？若是在立憲國裡頭，君主沒有責任，這個怨府自然落不到君主的頭上，只要學那周公的故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把宰相大臣換了一換，也便罷了。若使一切政事的責任都在頂上頭那一個人的手裡，自然一國人有甚麼過不去的事情，都要問著他了。哥哥，你說和現在朝廷沒有甚麼因緣，難道我和現在朝廷又有甚麼仇恨嗎？橫堅我認定這責任的所在，只要是居著這地位，不盡這責任的人，莫說是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就使按著族譜，算他是老祖黃帝軒轅氏正傳嫡派的塚孫，我李去病還是要和他過不去的哩。」

　　黃君道：「兄弟，你這段議論，誰說不是？依我看來，總是理想上頭的，不是實際上頭的。你說一國政權總要在大多數的人手裡頭，這是盧梭、邊沁、約翰彌勒各位大儒的名論。但這些學理，在現世的歐洲已算是過去陳言了。多數政治，在將來或有做得到的日子，但現在卻是有名無實的。你看，現在各立憲國叫做議院政治的，豈不算是從多數取決嗎？認真算來，哪裡真是多數，還不是聽著這政黨首領幾個人的意思嗎？兄弟，各國議院的旁聽席，諒來你也聽得不少，你看英國六百幾個議員，法國五百幾個議員，日本三百幾個議員，他們在議院裡頭，站起來說話的有幾個呢？這多數政治四個字，也不過是一句話罷了。但這種政體，誰能說他不好？可見天下人類自有一種天然不平等的性質，治人的居少數，被治的居多數，這是萬不能免的。至於講到責任兩個字，這是政治學上金科玉律，便愚兄也和老弟一般見解。但我看中國現在的人民，哪裡自己夠得上盡這個責任？就是叫現在號稱民間志士的來組織一個新政府，恐怕他不盡責任，還是和現在的政府一樣，這國勢就能夠有多少進步嗎？兄弟，我想政治進化是有個一定的階級，萬不能躐等而行。兄弟，你是住在歐洲多年，看慣了別人文明的樣子，把自己本國身份都忘記了，巴不得一天就要把人家的好處拿輪船拿火車搬轉進來，你想想這是做得到的嗎？好兄弟，你要看真些子時勢才好。」

　　李君聽到此處，面帶怒容，便接著說道：「哥哥，你說我崇拜法國，我倒不是崇拜法國。我看哥哥在德國念這幾年書，這些口氣倒有幾分像崇拜德國人。這還罷了，怎麼連那俄羅斯大民賊坡鱉那士德夫的放狗屁議論，都要附和起他來。你說議院政治還是少數，不是多數，哪裡知道這少數和那民賊的少數正自不同。這政黨首領人數雖少，卻是代表全黨的意思，該黨若是多數党，便是代表多數國民的意思了。政黨彼此互爭權，不管他出自公心還是私心，總而言之，是一定要巴結百姓，在新聞紙上，在演說壇上，講他自己的政策怎麼有益於國，有利於民。若講得沒有道理，那國民肯聽他嗎？若講得到做不到，那國民肯容他嗎？這樣看來，任憑他就拿這些方法當作爭政權的手段，卻是國民已經于不知不覺之間實受其益了，何況政黨政治，在朝黨稍有一兩件事不盡責任，國民便鼓噪起來，他立刻便要辭職，讓與別黨，雖是少數人代理國事，卻不是少數人把持國事。怎麼好藉口于天然不平等，贊民賊教猱升木呢？至於講到時勢嗎，哪一代的時勢，不是靠些英雄豪傑造出來，若是沒人去造他，只怕現在的歐洲還是和現在的中國一樣，也未可定哩。哥哥，不講時勢便罷，若講時勢，我想現在中國的時勢，和那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歐洲的時勢，正是同一樣哩。盧梭、邊沁他們的議論，在現在歐洲自然是變成了擺設的古董，在今日中國卻是最合用的。哥哥，你說我躐等而進，哥哥，你想跳過這人民主義的時代，便闖入這國家主義的時代，這真可算躐等而進了。」

　　黃君道：「不然，群學上定例，必須經過一層干涉政策才能進到自由政策。兄弟，你只知道法國大革命為十九世紀歐洲的原動力，卻不知道這大革命還又有他的原動力。那原動力在哪裡呢？就是這干涉政策便是了。歐洲自從法國哥巴、英國克林威爾主政以來，大行保護干涉之政，各國政治家跟著他學，都說這是強國的第一手段，到了後來，連民間甚麼事業，都干涉到了，這種政體，在今日還能說他是好嗎？但當民智未開，民力未充的時候，卻是像小孩兒一般，要做父母的著實管束教導他一番，將來才能成人。平心而論，現在歐洲的文明，你能說這干涉政策一點功勞都沒有嗎？若不是經過這一回，他們的國力、民力能夠充實到這般田地嗎？我們中國雖然說是專制政體，卻是向來政府的人，從沒有干涉到民事的。」

　　李君插口道：「他不干涉也罷，謝天謝地。」

　　黃君道：「話雖如此說，卻是干涉政策和愛國心是很有關係的。我中國人向來除了納錢糧、打官司兩件事之外，是和國家沒有一點交涉的。國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亦照樣的不理國家。所以國家興旺，他也不管；國家危亡，他也不管；政府的人好，他也不管；政府的人壞，他也不管。別人都說這是由於沒有自由的緣故，我倒有一句奇話，說是由於沒有干涉的緣故。兄弟，若還不信這話麼，你看現在中國人的國家思想比那十八世紀末的法國人怎麼啊？你能說那時法國的時勢就是現在中國的時勢嗎？我想中國數千年的君權雖然是太過分了，卻是今日正用得著他，拿來做末，末了一著。若能有一位聖主，幾個名臣，有著這權，大行干涉政策，風行雷厲，把這民間事業整頓得件件整齊，樁樁發達，這豈不是事倍功半嗎？過了十年、廿年，民智既開，民力既充，還怕不變成個多數政治嗎？成了多數政治，還怕甚麼外種人喧賓奪主？我說的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就是這麼著，兄弟你自想想。」

　　李君道：「依哥哥講來，豈不是單指望著朝廷當道一班人嗎？他們不肯做又怎麼樣呢？哥哥你別要妄想了。他們若是肯做，經過聯軍糟蹋這一回，還不轉性嗎？你看現在滿朝人太平歌舞的樣子啊，他那腐敗，比庚子以前還過十倍哩！哥哥，你請挺著脖子等一百幾十年，等那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吧！」

　　黃君道：「兄弟，不是恁般說。就是英國、日本現在的政體，哪裡是單指望朝廷當道這一班人才做得來？總是靠民間志士日日運動，處處運動，到機會成熟的時候，自然是得到手的。兄弟，你看現在英國的民權和法國的民權，那一個強的啊！有民權和沒有，那裡是爭在這一個人麼？況且現在皇上這樣仁慈，這樣英明，怎麼不能夠說一點兒指望都沒有呢？」

　　李君聽到這裡，便歎口氣道：「講到現在皇上的仁慈英明，我雖然是沒有咫尺天顏，卻也是信得過的。但是哥哥你須要知道，凡專制君主國的實權，哪裡是在皇帝麼？盧梭《民約論》講得好，他道那些王公大人們面子上是一人在上，萬人在下，講到實際，他那束縛，有時還比尋常人還加幾倍哩。現在俄羅斯皇不是個榜樣嗎？報紙上講的他幾次要避位，讓與太子，都是為受不住他那太后和些貴族權臣的氣呢。再說到中國，這幾千年內，大大小小的君主也差不多一千多個，真正自己有全權的，哪裡數得上十個二十個來？現在皇上雖然仁慈英明，爭奪權柄不屬，就想要救國救民，也是有心無力。他若聽見民間有人和出同心，想要幫著他替百姓除害，只怕他還歡喜得連嘴都合不攏哩。哥哥，我且問你，你說志士運動，到底應該怎麼運動法呢？你說機會成熟，到底怎麼樣才算成熟呢？」

　　黃君道：「運動方法如何能夠說得定，只是說到平和方法，總不外教育、著書、作報、演說、興工商、養義勇這幾件大事業；或者遊說當道的人，拿至誠去感動他，拿利害去譬解他，要等一國上下官民有了十分之一起了愛國的心腸，曉得救國的要害，這機會就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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