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荊公之用人及交友(2)

荊公之用人及交友(2)

　　呂惠卿

　　惠卿，《宋史》列諸《奸臣傳》者也。惠卿之必非君子人，無待言。然荊公之知惠卿，實歐陽文忠介之，其書見歐集。嘉祐六年歐公又有《舉惠卿充館職劄子》，其文曰：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夫以歐公素稱知人，其所薦舉，皆一世佳士，而于惠卿稱之曰飭躬（chì gōng 躬行正己，指為人嚴於律己，行為嚴謹合禮），曰端雅，則其人諒不止才學之優美而已。據《宋史》本傳所載罪狀，大半指其奉行新法者。然吾以此為不特非罪狀，且可作功狀矣。本傳又記其紹聖中知延州，夏人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遁去。據此，則不獨有政事才，且能軍矣（本傳中記其治軍者三處，所策皆中肯）。惠卿之果為奸邪與否，當于其曾叛荊公與否一事決之。據元祐初蘇轍彈文，謂其勢力相軋，化為敵仇，發安石私書云云，後之史家，指為荊公初次罷相時事。今考元豐三年，荊公有《答吉甫書》雲（惠卿來書稱特進相公，公以是年始授特進，故知當在是年或在其後也）：

　　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下略）（按惠卿來書有云：內省涼薄（淺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惟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故公答書云云。）

　　觀此則荊公與惠卿始合終睽，誠屬事實。然其睽也，緣公事乎？緣私怨乎？尚未可知。據荊公書則謂皆緣國事，今征諸史，亦有可考見者焉。荊公初罷政，惠卿繼之，創為手實法及鬻祠法，皆厲民之政，非荊公意。公複相，即罷之，夫惠卿敢於亂荊公之法，雖謂之叛荊公焉可也，然此尚出於其學識之不足耳，猶有可原。而惠卿自言內省涼薄，不知別有所指否，或荊公大度包之而不復與校耶？竊意惠卿當時必深憤於沮撓新法者，思有以懲治之，常為荊公所折。觀荊公罷政數月中，而即有竄逐鄭俠之事，可見也。坐是之故，沮撓者之恨惠卿，更甚于荊公，又因其與荊公隙末（指友誼不能始終保持），更授人以口實，於是史家言其為人，曾狗彘之不若矣。吾以為惠卿誠非佳士，然竊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考異十六）《宋史·惠卿傳》引司馬光言，謂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一若一切新法皆出惠卿，而安石不過一傀儡然。吾以為此必非溫公之言，果為溫公之言，亦誕妄之甚者也。安石之新法，懷抱於平日者已久，觀其平昔之詩文及《上仁宗書》可見也。《答呂吉甫書》云：舉朝紛紛，公獨助我。惠卿助安石耳，豈安石助惠卿哉？

　　（考異十七）《宋史》記王呂相攻之事甚多，其言皆鄙俚無狀，似如所言，則非徒惠卿為奸邪，而安石亦奸邪之尤也。蔡氏上翔辨之甚悉，今避繁不復引。但觀《答呂吉甫》一書，其德量何等宏遠，以荊公之為人，豈有肯為此卑劣之事者哉？讀者如信公為言行一致之人，則觀此一書已足，若猶不信，則吾更嘵嘵，亦無益也，故不復辨也。

　　曾布布為曾鞏弟，其佐荊公行新法，功與惠卿埒（liè相等）。《宋史》亦以入《奸臣傳》，吾以本傳之文考之，不能得其所謂奸者何在。當時諸新法雖由荊公發其大綱，而斟酌條目，編為法典，半成於布之手。廷臣有難新法者，布一一解之，《文獻通考》猶載其一二，則其文理密察之才，與縱橫奧博之辯，必有大過人者。本傳記其初召見時，上疏請神宗推赤心，奮威斷（果斷），使四方曉然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此正知本之論，可以匡（輔助）荊公不逮者也。其於新法事事皆贊助，獨于呂嘉問辦市易之不善，則嚴劾之，謂官自為兼併，卒以此得罪呂惠卿，出知饒州，所謂和而不同者非耶？司馬光執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為。斯可謂不變塞焉強哉矯（塞，阻塞，這裡指沒做官；強，剛強；矯，強盛的樣子。意為仕途騰達後仍不改變之前的操守、主張才是真正的剛強啊）矣！」其後崇寧間以得罪蔡京，京誣以賊賄，使呂嘉問逮捕其諸子，鍛煉訊鞫誘左證使自誣，則亦由不肯附京故也（以上所據皆《宋史》本傳）。夫以《宋史》惡布之甚，至列諸奸臣，然記其行誼乃如此，其他嘉言懿行削而勿載者，何可勝道！其所指為奸狀者，不過紹聖間建中靖國間兩次倡紹述之論而已。此而曰奸，則何不並荊公而入諸《奸臣傳》也？吾謂曾子宣者，千古骨鯁之士，而其學其才，皆足以輔之，南豐可雲有弟。而荊公之得士，亦一夔而已足者也。荊公之冤，數百年來為之昭雪者，尚有十數人，而子宣之冤，乃萬古如長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

　　章惇亦《奸臣傳》中之一人也。荊公之初用惇，以為編修三司條例官，其後使平南北江群蠻，開湖南四府之地，為功為罪，前章已詳辨之。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時荊公已罷相，未幾以其父冒占民田罷知蔡州。元祐初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辨於簾前，史稱其語甚悖，廷臣交章擊之，被黜。而元祐七八年間，猶數為言者所彈。哲宗親政，起為相，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悉複之，大興黨獄，並欲追廢宣仁太后。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複曰：以長則申王當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卒立端王，是為徽宗。罷知越州，尋貶潭州，又竄雷州，徙睦州卒。惇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聽任吏部委派官職，不覓取捷徑）仕州縣，訖無顯者。《宋史》本傳所記，大略如此。就此觀之，果足稱為奸臣矣乎？即以其不肯以官爵私所親一事論之，其狷介已足以厲末俗。哲宗崩，與太后爭所立，卒緣此貶竄以至於死，雖其所主張之簡王、申王未知何如，若徽宗之荒淫無道，卒以亡宋，此萬世所共見也，安知惇非平昔察其人之不可以君天下，而故尼（阻止）之耶？即不然，亦不足以為惇罪也，若夫以紹述熙、豐為奸，則亦奸其所奸而已。其最為世詬病者，莫如竄逐元祐諸臣且請廢宣仁太后二事。請廢後則誠有罪也，至竄逐元祐諸臣，則亦還以元祐所以待熙、豐者待彼而已。元祐諸臣是，則亦是也；非，則元祐諸臣亦非也。而論者必將曰：元祐諸人君子也，故可以竄逐小人；章惇小人也，故不可以竄逐君子。吾不知其所謂君子小人者以何為界說。若論私德耶，惇之耿介，恐元祐諸賢，猶或有愧之者矣，若論政見耶，吾未聞有以政見判君子小人者也！攻新法者既可以指奉新法者為小人，則奉新法者亦可以指攻新法者為小人，「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應諾和怠慢的回應，相差多少呢？比喻沒有絕對的差別）矣！夫惇之所以報復元祐者，其慘酷誠甚於元祐；雖然，曾亦計元祐之所以報復熙豐者，其慘酷已遠甚于熙豐耶！夫以直報怨（以正直之道對待仇怨），斯為美，然此惟太上貴德者能之，豈可以責諸惇？且元祐諸人自謂為君子者，其德猶不足以及此，矧乃惇哉！吾以為惇者有才而負氣之人也，奸則吾不知也。

　　蔡確以本傳所載事實考之，實為僉人。然荊公當國八年，始終未嘗大用之，官至知制誥而已。所行新法，亦未嘗藉其贊助之力，不得謂為荊公所用也。

　　王韶韶之功具見前，《宋史》本傳痛詆之，今不暇辨。

　　熊本本之功具見前，《宋史》本傳亦有微詞，今不暇辨。

　　郭逵、趙禼皆荊公所用邊將，于西夏安南俱有功，史亦有微詞。以上四人，殆功過不相掩者，古之名將，往往皆然。因材器使，以求成功而已，是固不足為荊公玷也。

　　範子淵荊公所用以興水利之人也。《宋史》無傳，而《河渠志》述其所建設者頗詳，蓋力主浚河之議，而能發明新器以為用，亦一材士也，史于荊公政績，無所不詆，故言子淵迎合取寵，又謂其器不可用，但今者陳跡久湮，其是非吾無以明之。

　　薛向唐坰劾荊公，謂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考公於嘉祐五年，嘗舉向司馬政，熙甯初又舉為江淮發運使，未幾薦為權三司使，其信任之蓋甚厚。而向所至政績爛然，馬政漕運皆經整頓，大革積弊，熙河之役，轉餉未嘗有失，其理財之效，蓋等劉晏，即《宋史》亦亟稱之。荊公之能用人，此亦其一矣。獨可怪者，《宋史》向傳，于荊公屢次推轂，未嘗一言，吾不解其何心也，殆又不欲以汙向耶？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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