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荊公之用人及交友

荊公之用人及交友(1)

　　古今人之論荊公，其逕詆之為小人者，不必論矣，即仰之為君子者，亦未嘗不以好用小人為公之玷。然則公果好用小人乎？公所用者果如史家所記述，無一而非小人乎？則又請平心以察之。

　　吾嘗極論荊公所以不得不用小人者，以當時君子莫肯為之用，斯固然矣。抑考公之言嘗曰：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鯀優於治水，故雖方命圮族（fāng mìng　pǐ zú放棄教令，毀其族類。堯最初認為鯀是方命圮族之人），而不能舍鯀。以此推之，則雖謂其好用小人也亦宜。及其致政而歸也，亦自言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遊之厚，則其為小人所累而頗自悔之，當亦屬事實無可為諱者。夫小人非不有時而可用，而能用之與否，則恒視乎用之之人。以純粹之君子而用小人，天下之險，莫過是也。夫人而曰小人，必其機巧變詐之尤者也，而用之之人，必其機巧變詐能與之相敵，且更過之，使彼雖極其譸張（zhōu zhāng 欺騙作偽）之技，而不能遁出於吾股掌之外，斯能用小人矣。若張江陵則其人也，若胡文忠則其人也，若曾文正則已非其人也，若王荊公則更非其人也。何以故？以荊公為純粹之君子人故，以荊公為太無權術之君子人故。

　　雖然，謂荊公為專好用小人則非也，謂荊公所用者為皆小人，則尤非也。公上神宗《論館職劄子》云：陛下即位以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小有才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矣，欲救此弊，亦在親近忠良而已。公之所進規於其君者如是，而豈其躬自蹈之？又制置條例司之初立也，神宗屢以問荊公，公曰：「今欲理財，則必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恐風俗由此而壞，將不勝其敝。陛下當念國體有先後緩急（本傳不載此語。畢氏《續通鑒》載于熙寧二年三月，其見《宋史》何處未暇細檢）。」是荊公之諄諄於進賢退不肖者，至深且切。故與其謂荊公好用小人，毋寧謂神宗好用小人，而荊公則雖矯正之而猶未能盡者也。夫荊公所拔擢拂拭（提拔、賞識）之人，其為後世所稱為君子者抑多多矣。然或後此以不附新法，用之不終，史家遂不認此人為荊公所用。夫荊公既銳意必欲行新法，則凡不願奉行新法者，雖欲終用之而不能，此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而謂荊公無欲用之之心焉，不可得也。若夫始終肯奉行新法之人，則後之史家，初不問其人平日行誼何如，即此附和新法之一端，已指為罪大惡極。不寧惟是，又往往虛構事實，必被以惡名而始為快，不必其與荊公共政事者，即平昔往還稍稔（rěn 熟識）者，亦無一而獲免焉。如是則荊公所用者，安得不皆為小人哉？非荊公之好用小人，徒以其人既經荊公之拂拭，旋即經史家之鍛煉，雖君子亦為小人已耳。吾非敢謂荊公所用者必無小人，願以為雖有之，而其不善決不如是其甚。夫以荊公之懋德高節，而經史家之刻畫，猶使後之讀者，覺王衍、盧杞儼然在目，則其他操行不及荊公，而授人以可乘之隙者，其受誣更何所不至耶？夫以韓琦而可指為交結中官，以歐陽修而可指為盜淫甥女，且舉朝洶洶，謂為希恩固寵，巧飾欺罔，則當時爭意氣者，豈尚有是非之心，而其言又可信耶？孫固濮議，稍抗輿論，則群斥為奸邪，然則千年來指荊公所用為奸邪者，又安知其非孫固之比耶？吾固非強欲為荊公所用之人辯，然固有不容已於言者，今請就所可考見之人而一一論列之。

　　陳升之升之在仁宗時已為執政，非荊公所特拔。然荊公集中有《送陳升之序》，蓋自其微時，而即期以重任，及制置條例司初設，即引典共事，故神宗之相升之，實為荊公推轂無疑。升之任諫官五年，所論列百數十事，其人亦非庸庸者，徒以與荊公共事之故，史稱其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其信否則非吾所能斷也。

　　王珪珪典內外制十八年，至熙寧三年，始參知政事。九年，同平章事，終神宗世為相。其為荊公汲引與否不可知。然固始終奉行新法者，本傳於其執政前多褒美之詞，於其執政後多譏彈之語，平心論之，蓋一中和之人也。

　　蘇轍荊公初設制置條例司，首擢轍為檢詳文字。荊公之特拔小臣自轍始，後以不附新法，出為河南推官。

　　程顥制置條例司初設，遣使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而顥與居一焉，是顥實為荊公所特拔之士也。後以不附新法，出為僉書鎮甯軍判官。而《宋史》于《安石傳》《顥傳》，並不載其曾為條例司官一事，殆以受知于安石為顥玷，故諱之歟？

　　劉彝條例司所遣八人之一。前本為縣尉，荊公特拔者也。史稱其以不附新法罷，又言神宗擇水官以其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是非不用也，固其所長而專委以一事耳。以不當衝要之故，本傳無貶詞，且亟稱其材。

　　盧秉亦所遣八人之一也。史稱其與薛向行鹽法擾民，然請罷發運使獻餘羨，其綜核名實可見。其後征西夏，立奇功，則其才之瑰偉可知。其父革以廉退聞，而秉未冠即負雋譽，嘗言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似士大夫之立名節也。蔣堂賞味其言，蔔其必為佳器。而荊公因讀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故特拔之。秉後守邊，以父老累乞歸養，神宗手詔慰留，父革聞之，亦以義止之。後革疾亟，始得歸，遂不復出。以此言之，秉之名節，誠卓犖可觀，不負荊公之知矣。而《宋史》則謂其阿徇時好，父子相去甚遠，夫革未嘗謂其子不肖，且貴以大義，不許告歸，而史家竟不許革之有子，何以故？徒以其奉行新法故。

　　謝卿材、侯叔獻、王汝翼、曾伉、王廣廉條例司所遣八人此其五也，《宋史》皆無傳，事蹟不可考。以程、劉、盧三人例之，當皆佳士也（蔡氏上翔言謝卿材、侯叔獻皆當世所號為賢者，不知所據何書，俟考）。

　　呂公著公著後此與司馬光同破壞新法，史家所目為大賢者也。而其超擢顯官，實荊公薦之。史家恐污點公著，故於《公著傳》諱而不言，而于其兄《公弼傳》云：「安石知政事，嗛（xián 懷恨）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著為禦史中丞以逼之。」蓋又欲借此以入安石罪，遂忘卻為公著諱，而留此痕跡經示人也。顧吾獨不解惡其兄者何以薦其弟，而用其弟又何以能逼其兄也。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矣。要之荊公之薦公著，灼然無疑，而詆荊公專用小人者，將何以自解耶？

　　韓絳為荊公所汲引，代陳升之領條例司，未幾參知政事，又繼荊公為相，一守成法，時號「傳法沙門」，以故本傳極醜詆之。然考神宗初立，韓琦即薦絳有公輔（古代三公、四輔，均為天子之佐，借指宰相類大臣）器，是其材德之優，非獨荊公知之也。其早年決獄廉明，撫民周浹（zhōu jiā普遍深入），政績歷歷可觀，為諫官屢論列宮廷積弊，尤為人所難能。慶州羌亂，一舉平之，可見其優於軍略。知成都府開封府，屢折豪強以蘇民困。仁宗歎曰：眾方姑息，卿獨能不徇時邪！內諸司數千恩澤，絳執不可，為英宗言身犯眾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藩邸（fān dǐ 藩王之第宅，這裡指沒有稱帝前）日，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是其剛方之氣，實朝列所罕見。又嘗言富國當盡地力，又首請改差役法，是為治極知大體者，而又數薦司馬光，則絕無黨同伐異之見，尤可敬佩（以上皆據本傳）。由此言之，荊公之舉絳自代，實為得人。而以絳之賢，獨心悅誠服荊公，守其法不變，則新法之善，亦可見矣。而《宋史》絳傳，徒以此故，於其入相後，則附以種種醜詆之詞，不顧其與前半篇相矛盾，吾是以益知《宋史》之不可信也。

　　韓宗師絳之子，荊公薦為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史稱其孝，此亦足見荊公之不濫舉也。

　　元絳絳以荊公薦，參知政事，神宗眷顧甚隆。其生平政績太優，《宋史》本傳，不能加以誣詆，惟於傳末云：「絳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其傳後論云：「王安石為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守而從之，比比皆然。元絳所蒞，鹹有異政，亦諂事之陋矣！」若是夫，凡不肯攻安石之人，雖有百千美德，而皆得以一「諂」字抹殺之，遂成為無特操（獨立的操守）之人矣。則凡為安石所用者，安得不盡為小人也哉？史于《韓絳傳》亦稱其賢，而末綴二語云：「終以黨王安石得政，是以清議少（輕視）之。」與此傳正同一筆法，此種清議，此種時論，其價值可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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