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新政之阻撓及破壞（下）

新政之阻撓及破壞（下）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宣仁太后臨朝。五月，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遂盡廢新法，且竄逐神宗朝舊臣，今記其略如下：

　　元豐八年七月，罷保甲法。

　　十一月，罷方田法。

　　十二月，罷市易法。

　　同月，罷保馬法。

　　元祐元年閏二月，蔡確出知陳州，章惇出知汝州。

　　同月，罷青苗法。

　　三月，罷免役法。

　　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

　　六月，竄鄧綰、李定於滁州，竄呂惠卿於建州。

　　二年正月，禁用王氏經義、《字說》。

　　四年四月，罷明法科。

　　五月，竄蔡確於新州。

　　以上不過舉其犖犖大者，其他不復枚述。一言蔽之，則當時于熙、豐所行之事，無一不罷；于熙、豐所用之人，無一不黜而已。范純仁嘗語司馬光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諸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見《宋史》純仁本傳）」昔光嘗奏對神宗，謂安石賢而愎。夫光之賢，吾未知視安石何如，若其愎則何相肖而又加諸厲也！而新法遂從茲已矣。

　　新法之當廢與否，吾于前數章既詳論之，不再贅。而據俗史所紀，則謂元祐初政，天清地明，全國歡欣，四夷動色者也。吾不暇與之辨，請引先儒之說一二，助我張目焉。

　　陳氏（汝錡）《司馬光論》云：

　　靖康之禍，論者謂始於介甫，吾以為始於君實。非君實能禍靖康，而激靖康之禍者君實也。夫新法非漫然而姑嘗試之者，每一法立，其君其相，往復商訂，如家人朋友，相辨析積歲彌月，乃始布為令甲。而神宗又非生長深宮，懵於閭裡休戚之故者，推利而計害，原始而究終，法未布于方內，而情偽已瞭徹胸中如列眉（兩眉對列，謂真切無疑）。故雖以太后之尊，岐王之戚，上自執政，下逮監門，競苦口焉，而不為中止。雖其間奉行過當，容有利與害鄰而實與名戾者，要在因其舊以圖其新，救其疵以成其美，使下不厲民，而上不失先帝遺意。斯宵小無所乘其間，而報復之禍無從起矣。安在悻悻（xìng xìng剛愎傲慢的樣子）自用，盡反前轍？前以太后諸人爭之而不能得之于神宗者，今以范蘇諸人爭之而亦不能得之於君實。一有逢己之蔡京，則喜為奉法，蓋先帝肉未冷，而諸法破壞盡矣。是欲以臣而勝君，而謀之數十年者，可廢之一朝也。是謂己之識慮為能賢於先帝，而昔以為良法，今以為秕政也。不大橫乎！孔子何以稱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政乎！今其言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夫以神宗之為君，豈政由寧氏，聽穿鼻於其臣者，而雲安石所建立乎？安石免相居金陵者八年，新法之行如故也。安石建之，能使神宗終身守之，而不與手實鬻祠俱報罷乎？且元祐之劃除更張無孑遺，而所雲百世不可變者安在乎？吾恐先帝有靈，目不能一日瞑地下也。又云：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夫一切因革所為，告之宗廟頒而播之天下臣民者，吾君之子，不曰吾君之母也。君母而可廢閣先帝行事，是呂後之所以滅劉，而武后之所以篡唐為周也。人臣而可挾母后之權弁髦（biàn máo弁，黑色布帽；髦，童子眉際垂發。古代男子行冠禮，加弁剃髦。弁髦：蔑視，拋棄。）其主，是徐紇、鄭儼、李神軌之共相表裡而勢傾中外也。尚可訓乎？況元祐之初，嗣君已十餘齡矣，非遺腹繈褓而君者，朝廷進止，但取決於宣仁，而嗣君無與焉。雖嗣君有問，而大臣無對，此何禮也？蘇子容危其事，每謂諸老無太紛紜，君長誰任其咎？而哲宗亦謂惟蘇頌知君臣之禮。蓋哲宗之藏怒蓄憤，已不在紹聖親政之日，而小人之逢君報怨，亦不待惇、京用事之時矣。何者？人臣而務勝其君以為忠，豈人子而不務繼述其父以為孝？上見其意，下將表異。一表之于章惇，而羈管竄逐無虛日。再表之于蔡京，而為妖為孽，外假紹述之名而以濟其私，而宋事不可為矣。君實不當少分其咎哉？孔子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慮終，不稽敝，乃舉而委之於天，曰天若祚（zuò 賜福）宋，必無此事。天可幸乎？天而以死先君祚宋乎？則太甲之顛覆典刑，為天實祚商；而漢惠帝之與曹參輩，守畫一而清靜焉，為天不祚漢矣。

　　王氏（夫之）《宋論》云：

　　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親政以還，凡六年。紹聖改元以後，其進小人，複苛政，為天下病者，勿論矣。元祐之政，抑有難於覆理者焉。紹聖之所為，反元祐而實效之也，則元祐之所為，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之，且啟紹聖而使可效者也。嗚呼，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何哉！天子進士以圖吾國，君子出身以圖吾君，豈借朝廷為定流品分清濁之場哉？必將有其事矣。事者，國事也，其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圖邊疆也。其施於民者，視其所勤而休養之，視其所廢而修明之，拯其天災，懲其吏虐，以實措之安也。其登進夫士者，養其恬靜之心，用其方新之氣，拔之衡茅，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豈徒紹聖哉？元祐諸公之能此者幾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而以入告者，劉器之諫覓乳媼，而以伊川請就崇政延和講讀，勿以暑廢而已，範淳夫勸帝以好學而已。自是而外，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其進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惟熙年所貶斥之人，皇皇然力為起用，若將不及，豈新進之士，遂無一人可推轂（tuī gǔ 引薦）以大任之，樹百年之屏翰（喻國家重臣）者，而徒為嶺海遷客，伸久鬱之氣，遂可無曠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頻年豈無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豈無冤民，而清問不及；督行新法之外，豈無漁民之墨吏，而按劾不施；觸忤安石之余，豈無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敗孔棘，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契丹之歲幣屢增，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則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諸公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已矣。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泄而無餘。一時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於蠻煙瘴雨之中，愔愔自得，出不知有志未定之沖人（年幼帝王），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疆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為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為惟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複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煢，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吾誠養君德於正，則邪自不得而窺；吾誠修政事以實，則妄自無從而進；吾誠慎簡干城之將，以固吾圉，則邀功生事之說自息；吾誠厘剔中飽之弊，以裕吾用，則掊克毒民之計自消；吾誠育士以醇靜之風，拔賢於難進之侶，為國家儲才於百年，則奸佞之覬覬自戢，而善類之濯磨自宏。曾不出此，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然則使元祐諸公，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遊而聊以卒歲乎？未見其有所謂理也，氣而已矣。氣一動而不可止，於是呂范不協于黃扉，洛、蜀、朔党不協於群署，一人煢立於上，百尹類從于下，尚惡得謂元祐之猶有君，宋之猶有國也？而紹聖諸奸，駕駟馬，騁康莊以進，莫之能禦矣。反其所為者，固師其所為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無一日而不為亂媒，無一日而不為危亡地。不徒紹聖無然矣，當其時，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孫，亦偷安而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禍，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漢宣北折匈奴之時會，乃恣通國之精神，敝之於一彼一此之短長，而弗能自振。嗚呼！豈徒宋之存亡哉？無窮之禍，自此貽之矣！立乎今日，以覆考哲宗之代之所為，其言洋溢於名冊，以實求之，無一是當人心者。苟明於得失之理，安能與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稱慶快邪？

　　案船山此文有「為嶺海遷客伸久鬱之氣」及「拂拭於巒煙瘴雨之中」二語，此失考也。荊公當國時，未嘗竄逐一人，據前表所列，已較然甚明。即荊公罷政後，八年間，亦未聞有謫廷臣於嶺海之事。故元祐時竄蔡確於新州，而範淳夫言此路荊棘近七十年，此可證也。

　　章氏（袞）《王臨川文集序》云：

　　元豐之末，公既罷相，神宗相繼殂落，群議既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繼承）之善也？乃毅然追懟（duì 怨恨），必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治之于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亂之於後，遂使國論（有關國家大計的主張）屢搖，民心再擾。夷想當時言新法不可罷者，當不止于範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備存其說爾。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何楊畏一言，而章悼即相，章悼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複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為一黨為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為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猶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度，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于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此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則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為者，固公旦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心也。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歸於公，毋亦秦人梟轘參夷之習未亡乎？

　　陳氏章氏，固平昔崇拜荊公者也，其言或不免與餘同病，阿其所好。若王氏之詆荊公，蓋無以異於俗儒，而其論元祐之政也若此，彼堯舜宣仁而皋夔馬呂者，其可一省矣。且元祐諸人之可議者，猶不止此。宋人王氏明清《玉照新志》雲（原書未見，據蔡氏《荊公年譜》引）：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三十二人，至蔡元長當國，凡背己者皆著焉，殆至二百九人，然而禍根實基於元興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党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為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懲處首惡、被脅迫、受引誘作惡的可從輕或不予懲處），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章、蔡之興黨獄，至今稍有識者，皆深惡而痛絕之。夫章、蔡之宜惡絕無論也，庸詎知肇造此孽者，不在章、蔡，而在天下後世所推尊之元祐諸賢，苟非有《玉照新志》偶為記述則四十人榜於朝堂（指呂大防等將呂惠卿、曾布等四十人定為王安石奸黨，並張貼文書于朝堂一事）之事，迄今無複知之者矣。夫黨籍榜與黨籍碑（蔡京的主持下將司馬光等論新法的人定為奸黨，並將他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即黨籍碑）則何以異，況泐（lè）碑頒諸天下，乃崇寧間事，其在紹聖時，亦不過榜之而已。（《宋史·李清臣傳》云：惇既逐，諸臣並籍呂公著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由此觀之，則作俑者實呂、梁、劉諸人，而章、蔡乃尤而效之，其罪反得從末減也。而黨籍碑為萬世唾駡之資，黨籍榜則無人齒及，豈有幸有不幸耶？亦史家賦之以幸不幸而已。

　　蔡確之既貶也，台諫猶論之不已，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執政將誅確，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聞之，恐不自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竟竄確於新州（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即嶺嶠也）。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語，誅竄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確遂死於竄所。嗚呼！此以視荊公執政時所以待異己者何如？而荊公蒙峻刻之名，元祐諸賢，論者或猶咎其除惡不盡，天下尚有是非乎哉！

　　陳氏汝錡又曰：「楊中立當靖康之初，謂今日之事，雖成于蔡京，實釀于安石。此語既倡，口實翩翩，以熙寧為禍敗靖康之始基，以安石為鼓舞蔡京之前茅，其誣甚矣。今史牒具在，凡京所逢迎，如虛無是溺，土木是崇，脂膏朘剝於下，而宮闈盤樂（遊樂）於上，蠹國害民者非一政，然何者為熙寧之政？凡京所交結，如內侍則童貫、李彥、梁師成，佞幸則沖、勔父子，執政則王黼、白時中、李邦彥輩，挑釁召亂非一人，然何者為熙寧之人？雖京弟卞館甥（這裡指「是……的女婿」）介甫，而京不以卞故受知介甫，用事于熙甯元豐之間也，何與介甫事，而以為致有今日之禍者王安石乎？推尊配享，特借此欺君盜寵之地，而庶幾彌縫其不肖之心耳。如篡漢為魏者，未嘗不藉口于舜禹之事；造作符命弄孺子嬰于股掌者，未嘗不以周公之居攝為解。豈可謂三讓登壇，厲階於讓德稽首，而負扆南面（扆在後面，朝南而坐，指稱帝），乃教後世以稱假皇帝成即真之謀哉？」其言可謂雋快。竊嘗論之，紹聖間章惇用事，尚頗有意于紹述荊公，猶未至於禍宋也。禍宋者實惟蔡京，而蔡京之得躋顯要，汲引之者誰乎？非荊公而溫公也。溫公欲廢募役法，複行差役，群僚頗以為難，京五日而了之，溫公賞其才，遂加委任。若援舉主連坐之律，則溫公得毋亦有不得辭其咎者耶？夫溫公亦賢者也，吾固不敢學史家深文周內（shēn wén zhōu　nà 歪曲或苛刻地援引法律條文，陷人以罪）之技，以京之禍宋，府罪于溫公；獨奈何山膏善罵者流，乃反以府罪於與京風馬牛不相及之荊公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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