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新政之阻撓及破壞（上）

新政之阻撓及破壞（上）(1)

　　國史氏曰：吾讀泰西史而歎公黨之有造於國家，如彼其偉也。吾讀國史至宋明兩朝，而歎私黨之貽毒於國家，如此其烈也。彼私黨者，其流品不必為小人也，而君子亦多有焉。其目的不必以求祿位也，而以辭祿位為目的者亦有焉。其所爭者不必為政治問題也，然無論從何種問題發端，而其葛藤恒牽及政治。其黨徒不必為有意識的結合也，然隨遇一事，興風作浪，有一吠影者倡之於前，即有百吠聲者和之於後。一言以蔽之，曰意氣用事而已。意氣勝而國家之利害可以置諸不同，此其風起于荊公得政以前，成于荊公執政之時，而烈于荊公罷政以後，宋以是亡，而流毒至易代而未已。察此性質，則當時新法所以被阻撓被破壞之故，從可識矣。

　　荊公之初得政，其首劾之者實為呂誨，其事則熙寧二年也。今錄誨疏而辨之：

　　臣切以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系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奸邪，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睹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眾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睹之實跡，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舉駁不當，禦史台略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病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甯府，于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甯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于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複。及居政府，才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座之前，惟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喧嘩，眾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是非任性，淩轢（欺壓）欺壓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奸之跡甚明，其事九也。今幫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複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跡，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眾。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于聰明，庶判別於真偽。況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dǐ jié詆毀攻擊）大臣之罪，不敢苟逭（huàn 逃避），孤危苦寄，職分難安，當複露章（公開奏章糾舉內容），請避怨敵。

　　呂誨何人？即治平間因濮議劾韓琦、歐陽修，請戮修以謝祖宗者也。修所著《濮議》於其語言狀貌心術，刻畫無餘蘊矣。修所謂揚君之惡以彰己善，猶不可，況誣君以惡而買虛名哉！當時台諫，大率類此，而誨其代表也。今請按其所劾安石者而辨之。誨發端即以盧杞比安石，方謂所疏十事，必有大不得已於言者，而乃首舉爭鵪鶉一案。當時安石所判當否，今全案不見於史，無所考辨。即使不當，亦法官解釋法文之誤，其細抑已甚。且事在嘉祐之末，至是已六七年，是亦不可以已乎？其第一第二兩事，皆言安石養望沽名，實懷干進，本屬一事，而強分為二，以足十事之數已為可笑。若以其所劾，按諸實事，考治平二年七月，安石服滿，英宗趣召赴闕，至於再三，安石亦有《辭赴闕三狀》，見集中。但雲抱病日久未任跋涉，稍可支持，複備官使，猶且乞一分司官于江寧府居住，冀便將理，則三狀如一，曷嘗堅臥不起哉？以此而雲慢上無禮，誨將不許人作病耶？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閏三月除安石知江寧府，猶有《辭知江寧府狀》見集中。以疾尚未瘳也，曷嘗有不屑事英宗惟欲事神宗之意哉？安石自弱冠以迄中年，皆為貧而仕，不卑小官。所謂山林獨往之思者，其晚年誠有之，而前此未嘗有。雖生平交遊往來書讀，未嘗流露，無論（更不用說）對君也。其前此《辭試館職》《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則皆有故，見於集中，班班可考也。

　　至治平四年九月除翰林學士，自是不聞固辭者，徒以無必須辭之理由耳。前此嘉祐六年除知制誥，固亦未嘗辭矣。知制誥與翰林學士，相去幾何？此而謂其前慢後恭、見利忘義，何深文（謂制定或援用法律條文苛細嚴峻）之甚也！其第三事以安石主坐講謂為要君取名，古者三公，坐而論道，自漢迄唐，未之或廢。自宋藝祖篡周，而範質以前朝舊相，自居嫌疑，不敢就坐，自此沿為成例。人主之前，無複臣下坐位，人臣始以奴隸自居，而忘其為與天子共供天職矣。荊公之請複坐講，非徒法古，且實合於至道。似此而曰要君取名，則唐以前無一純臣矣。考葉夢得《石林燕語》，稱熙甯初侍講官建議複坐講者，呂申公、王荊公、吳沖卿，同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皆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申公等議遂格，是主坐講者非一人，何得以安石獨見彈章？且其事已格何其罪猶不可逭也？其後元祐初，程頤為崇政殿說書，疏請坐講殿上甚力，其時給事中顧臨以為不可，頤遂複上太皇太后書，辨顧臨非是，至千五百餘言之多，此與安石前後一轍者，安石為要君取名，伊川得勿亦要君取名耶？後此《通鑒綱目》只載頤經筵講讀疏，言豫養君德，而不及坐講一事，豈以向時呂誨攻安石太過，不得不為伊川諱歟？且自是講學之徒，亦無複以坐講議安石者，豈其既為伊川諱，而安石亦遂得從末減歟？甚矣宋人是非之無定也！其第四事言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云云。自新法行，舉朝歸過於安石，有惡而無美，有非而無是。若曰掠美於己，不知此時更有何美可掠，誨能實指其所掠之美乎？若曰斂怨於君，則眾所攻者新法，所怨者安石，不知更有何非可獨斂怨於君者，誨亦能實指其事否也？其第五事為登州阿芸之獄，議自許遵，而安石主之。即謂不免失出，亦觀過可以知仁。乃猥（眾）指為徇私報怨，試問案中之人，果誰為安石所私？而誰又為安石所怨耶？且此事亦瑣末極矣，而嘵嘵言之，何不憚煩也！其六事以王安國之及第為安石罪。考王氏之登進士榜者，真宗咸平三年有王貫之，安石從祖也。祥符八年有王益，安石父也。仁宗慶曆二年則安石，六年則有王沆，安石從弟也。皇祐二年有王安仁則安石兄也。嘉祐六年有王安禮，則安石弟也。英宗治平四年有王雱，則安石子。六十年中，祖孫父子兄弟皆進士者七人，則科名亦其家所固有，區區此何物，豈必以奧援而始得之者？安石兄弟，皆有聲當世，而安國實與兄齊名。前此吳孝宗《上張江東書》，言稱道安國之賢，欲舉之者甚眾，而嘉祐五年，歐陽公有《送平甫下第詩》云：「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則安國之賢可知矣。熙甯元年，安國由韓絳邵亢所薦，召試賜進士及第，于安石何與？而以此見誣耶！幸而安石子雱先一年成進士，否則又為誨之彈章增一資料矣。其第七事言安石專權，如其所言，似有可議。然考諸《宋史》，言當時中書除目，數日不決，帝輒諭問安石，然則此出神宗之意，不可以專雲也。其八事言唐介憤死云云。考《宋史》介傳，言介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於背，薨，年六十。而誨雲嘗與唐介爭論刑名，則又專為阿芸事言之。人死于病疽，常也。介年六十而死，尤常也。介嘗與文彥博以燈籠錦事爭論於帝前，至遭遠竄，不死，而死於爭論失出之一婦人，信其然也，則可謂輕於鴻毛者矣。以同列死一人而列為罪狀，誰則無罪也？其第九事言章辟光請岐王居外云云。自古專制之國，以兄弟爭位致亂者，史不絕書。故後世諸王分封，必使出居於外，以為與其地近而逼，不若疏遠而可長保無虞也。岐、嘉二王，為神宗同母兄弟，親愛莫加焉。熙甯初，著作佐郎章辟光以遷居外邸為請，則與陰邪小人私行離間者異矣。神宗欲罪辟光，固親親之道宜然。安石獨違眾議，不欲以深罪罪辟光，要亦大臣謀國大公之義。且岐、嘉二王本賢王，熙寧以來，岐王屢請居外，章上輒卻，是岐王之以禮自處也。元豐八年，神宗不豫，先時二王日問起居，及既降制立延安郡王傭為太子，即令毋輒入。夫以宣仁太后母子至親，神宗二十年友愛，何嫌何疑？然猶若此者，是又宣仁之以禮處二王也。元祐初，始賜顥親賢坊與弟頵對邸，且下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王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居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由是言之，則辟光之請，律以同歸於道之旨，其不可以離間深罪罪之益明矣。而安石更無論也。其第十事攻三司條例，始為議及新法。夫當時之財政，不可不整理，而整理財政必須有一機關，則條例不可不立，前既詳論之矣。至遣使巡行諸路，則又先以調查，乃立法制，誠得治事之次序者也。其所遣八人中，則有若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當時所號為賢者皆在焉。原則初心，豈有意於任用小人以敗壞天下事哉？當時均輸、保甲、青苗、免役諸制，尚未施行，荊公之懷抱，尚未一試，而誨何由即見其為誤天下蒼生也？考《宋史》誨傳云：「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得，遂上疏劾安石。」然則誨實因爭辟光事不得，激於意氣，而不惜重誣安石，與前此因爭濮議不得，激於意氣，而不惜重誣韓琦、歐陽修，事同一轍。若此輩者，就令寬以律之，已不免孔子所謂好直不好學（指心直口快而不學禮，會因說話尖刻而傷人）；苟嚴以繩之，則直帝堯所謂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也。史稱誨將入對，司馬光遇之朝，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是可見當時之賢士大夫，無一人不信荊公之為人。其詆及私德者，實一呂誨耳。此與蔣之奇、彭思永之以帷薄事誣歐陽公者無以異，而後人莫或申理焉，吾故不憚詞費，辨之如右（上所辨者半采蔡氏上翔之言，以間參己說，故不著蔡名，附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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