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第一教育

第一教育

　　荊公之政術（四）教育及選舉

　　民政財政軍政，荊公之新法，殆盡於是矣。此外尚有一二，請括而論之。

　　第一教育

　　教育行政，荊公平昔所最重也，其上仁宗書言之最切。及執政，首注意於學校。熙甯元年，增太學生員。四年，以錫慶院、朝集院為大學講舍，厘學生員為三等，初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員百，內舍二百，外舍不限員。其後內舍生增至三百人，外舍生限二千人。其年，置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為諸州學官。其後諸路州府皆悉立學，而學官共五十三人。馬氏端臨謂是時大興學校，而教官只有此數者，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

　　其所教者，以經為主，人專一經。至熙寧八年，以荊公所編著《三經新義》頒於學官焉。三經者，《周官》及《詩》《書》也。

　　按《三經新義》，亦為當時及後世攻擊荊公之一大口實。史稱蘇嘉在太學，顏複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其非，在優等。荊公怒，遂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事，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不與，其後遂頒《三經新義》雲。考荊公平日言論，多以一學術為正人心之本，則史所云云，諒非誣辭，此實荊公政術之最陋者也。蓋欲社會之進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無一不以整齊畫一為貴，而獨於學術則反是，任其並起齊茁，而信仰各從乎人之所好，則理以辨而愈明，人心之靈，浚之而不竭矣。強束而歸於一，則是敝之也。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而中國學術史上，光耀頓減。以荊公之賢，而猶蹈斯故智，悲夫！

　　考荊公當時，亦非於新義之外，悉禁異說，不過大學以此為教耳。夫既設學校，則必有教者，教者必有其所主張之說。學校既為一國學術所從出，則此說遂若占特別勢力於社會，此亦事勢所必至，無可逃避者。即如今之日本，其帝國大學二三老輩之學說，頗為新進諸彥所抨擊。然舉國學者，大率仍誦習之，此亦無可如何也。然則是亦不足深為荊公罪矣。蓋使荊公而禁異說，則為戕賊思想之自由，然公固未嘗禁之，不過提倡己之所主張而已。夫學者有其所主張之說，則必欲發揮光大之以易天下，非徒於理不悖，抑責任亦應爾也，于公乎何尤？若夫學者不求自立，而惟揣摩執政之所好尚，欲以干祿，此則學者之罪，而非倡新說者之罪也。

　　《三經新義》，自元祐廢黜以後，南宋學者，更抨擊不遺餘力，自是數百年來承學之士羞稱之。《詩》《書》義出荊公子及其門人之手，已佚。惟《周官義》乃荊公所手著，本朝乾隆間修《四庫書》，從《永樂大典》掇拾重編，尚可得而見焉。吾嘗竊取讀之，其精要之處蓋甚多，實為吾中國經學辟一新蹊徑，自漢以迄今日，未有能過之者也。此當于第二十章別論之，今不先贅。而學者不察，隨聲附和肆為詆排，昌黎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非耶！荊公未嘗禁人習王氏以外之學說，而反對荊公者，則禁人習王氏學說。然則束縛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者，為荊公耶？為反對荊公者耶？是又不可以不察也。哲宗元祐元年，國子司業黃隱焚「三經義」之版，禁諸生誦習矣。大學諸生聞荊公之薨，欲設齋致奠，且禁之矣。二年，下詔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矣。欽宗靖康間，祭酒楊時奏言王安石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請追奪王爵，使邪說淫亂不能為學者惑矣。高宗紹興六年，張浚為相，又申臨川學禁矣。由此觀之，以荊公視諸賢何如哉？當楊時之詆王學也，禦史中丞王過庭劾之云：

　　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為正，所否者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頃者指蘇軾為邪學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許采其長而用之，實為通論。祭酒楊時矯枉太過，複詆王氏以為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用王學，率眾見時而詆詈之，時引避不出，乃得散退，此亦足以見時之不能服眾矣。

　　此言可為篤論。楊時何人？即程門高弟，依附蔡京以干進，而學者尊之為龜山先生從祀孔子廟庭至今未廢者也。而諸儒所以尊之者，蓋又以其排斥王學之功獨高也。當時程氏之徒，自以其學為孔子之正統，凡異己者，皆攘斥之。夫著書講學，辟他人之說以申己說，此固學者本分所當然，獨奈何欲挾帝者之力以箝天下之口也！有宋之黨爭，前此不過在政見之異同耳。及程氏之徒得志，始焉禁錮蘇氏之蜀學，繼焉禁錮王學，自是學黨之爭日烈，而政界又益相水火，以至終宋之世，誰生厲階（禍端），君子不能不深惡痛絕于楊時輩也。後此慶元偽學之禁，讀史者鹹能斥之。夫韓侂胄之禁偽學則誠非矣，然亦曾思作俑者誰乎？胄所為，亦請君入甕而已。夫吾于程朱之學，雖非所願學者，然固敬仰之，豈敢妄詆！然于諸君子之妄自尊大排斥異己，非直不敢附和，且以為中國近數百年來學術之不發達，厥由程朱之徒務束縛人思想自由，實屍其咎，故今因論荊公經義而及之。

　　熙寧五年，又建武學于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教以諸家兵法，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解釋之，生員以百人為額。

　　熙寧六年，又于大學置律學教授四員，凡命官學人，皆得自占入學。同年，又詔進士諸科及選人任子，並令試斷案律令大義。

　　又于大學置醫學教授，以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良醫為之，學生常以春試，取三百人為額。有方脈科、針科、瘍科，考察升補，略如諸學之法。其選用最高者，為尚藥醫師以次醫職，餘各以等補官，為本學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雲（此事《宋史》失載，今據《文獻通考》。但《通考》不言何年設立，但雲神宗時耳）。

　　此荊公教育行政之大概也。觀其所設施，大率注重于京師大學，而各州縣之學，規模似未大完。不知史失載耶，抑當時之力，尚有所不暇給也。至其大學，以校諸今日歐美各國，雖未可雲備，然觀其有律學醫學等科，與經學並重，則是分科大學之制，實濫觴於是，其起原視英之阿士弗大學為尤古矣。使非中道廢棄，能繼續其業以至今日，則豈不足以自豪於世界耶！然即此曇花一現，已足為我國學術史之光矣。當荊公之初置法科也，司馬光奏言：「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必須，何必置為一科？使為士者預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則習法徒成刻薄，為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嗚呼！溫公此論，在今日法治論大昌之時，稍有識者當知其非，無俟深辯。果如其言，則今世諸文明國，非曾治法學者不得任官，宜其無一循吏矣。吾壹不解溫公之于荊公一舉一措，無論大小，而必反抗之不遺餘力，其用心果何在也？吾又不解後世讀史者，於當時一舉一措，無論大小，而必袒溫公以抑荊公，其用心果又何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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