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第三保甲(3)

第三保甲(3)

　　史記訓練保甲以為民兵之次第云：

　　熙寧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王中正、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鬥、九鬥、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鬥、二石七鬥、三石為三等，馬射九千、八鬥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為頭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碟酒醪為賞犒。

　　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人袞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為騎，二為弓，三為弩。

　　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河北則狄諮、劉定，陝西則張山甫，河東則黃廉、王崇拯，以封樁（即封樁庫，封樁庫的錢物主要備急需之用）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余賜金帛。

　　四年，改五路義勇為保甲。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其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增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為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

　　迄熙寧九年，凡義勇保甲及民兵，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雲。

　　此保甲法推行之大略也。

　　荊公之治保甲，成效卓著。始焉用之為警察，而盜賊大息。前此環畿群盜，攻劫殺掠，歲輒二百起，至是則無複一也。僅長野一縣，而捕獲近畿劇賊為保甲迫逐出外者，且三十人也。繼焉用之為民兵，教閱之初，眾論沸騰。教藝既成，乃勝正兵，其勸獎賞賚所需，皆取諸封樁及禁軍闕額所省溢者，未嘗費戶部一錢。司農官親任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強使保甲置衣裝非理騷擾者，皆予處分，故人莫敢不奉法。而獎厲既優，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也（以上皆節《宋史·兵志》語）。由此觀之，則荊公與神宗十餘年經營之苦心，其亦可謂不負矣。而豈意神宗之骨未寒，而良法美意，遂破壞以盡也。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即首上疏乞罷保甲，其言曰：

　　（前略）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耆舊歎息，以為不祥。事既草創，調度無法，比戶騷擾，不遺一家。又朝廷時遣使者，遍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縻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大半服田力穡，雖複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敵人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後略）

　　嗚呼！溫公之所以難保甲法者，其所持之理由，不過如此而已。吾今試得取而辨之。其謂民不知兵者已百餘年，故民兵勢不可複。夫人之所以貴于萬物者，以其學焉而能也，就令前此未嘗經見之事，苟國家有以獎教之，則無不可以馴致，而況於百年前之遺跡，湮沒未盡者耶？如溫公言，則國家之一切教養大政，皆可不舉，寧獨保甲也？其言耆老不識兵革，見有戎服執兵者，歎息以為不祥，其隨義之可笑，抑更甚焉。大臣為國家謀百年大計，而其政策乃取決於鄉鄙之耆老，天下事可知矣！夫正惟人民不識兵革，則執政之所以振厲之，愈不容已，此神宗與荊公所為劍及屨及（jiàn jí jù jí 形容行動堅決迅速）而克期以觀武德之成也。如溫公言，舉國諱兵，而執冰以嬉，其于歌舞太平良得矣，而後此胡騎長驅，百城盡靡，吾又不知其何祥也！其言草創之初，調度無法，比戶騷擾。夫事屬草創者，未積經驗，舉措乖方，諒所難免。然亦聞事之當行否耳，苟其當行，則雖累挫失，猶不當戛然止也。況溫公建言之時，距熙寧草創十七年矣。吏已習其事，而法已睹其效。追罪往昔，甯得謂平？而況乎昔以民所未習之而興舉之，固為騷擾；今以民所已安者而廢壞之，寧得曰非騷擾乎？以暴易暴，猶且不可，而矧于以暴易仁也；其言犒設賞賚，縻費國用，似矣，獨不思保甲之所費，咸取諸封樁及省兵之羨餉，未嘗動戶部一文乎！不觀熙寧四年之統計，以改行保甲之故，歲省百六十余萬，而保甲與賞犒所需僅百三十余萬，兩者比較，所省猶不下三十萬乎（此所舉者為畿內之統計，合諸全國所省必更多）！夫為保持國家起見，雖費亦不可以已。今世各國，不惜擲數億萬以造船隊是也，而況乎其有省於前也！溫公此言，得毋亦欲熒（使眼光迷亂）人主之聽而已。至其最後所論，謂中國之民，雖教之以武事，亦無所用。此言也，對於國民而科以大不敬之罪焉可也。如彼言，則是外國之民，在理宜永為征服者，而中國之民，在理宜永為被征服者也（參觀前葉所引奏議原文）。夫人民既雖教焉而不可以戰矣，彼募兵者，獨非人民之一分子乎？前此募兵之不可以禦侮，五尺童子皆能知之，甯以溫公而不知者！今但言保甲之不可戰而已，而不更求其所以恃為可戰者，則推溫公之意，豈非以臣妾於北虜為天經地義而莫敢或畔也。嗚呼！以當時諸賢所不慊（qiàn 滿意）於新法者，其理由乃僅如此，即保甲一端，而他可推矣！

　　自元祐廢保甲以後，元符二年，雖議恢復而不可果行。至徽宗崇甯間，蔡京以反覆小人，托言紹述，乃複倡之，然其精神形式，皆非複荊公之舊矣。善夫高安陳氏汝錡之言也，曰：「宋武衰而積弱之國也，將權釋於杯酒，而藩方之兵弱。天子之禁軍，以戍邊備征討，而王畿之兵弱。招遊手而涅刺之，既違土著，兼困民供，而所在防禦之兵弱。以故金虜一訌，陷朔代，圍太原，下燕薊，直搗汴京，有南朝無人之歎。而太後手詔，亦有人不知兵之恨。使保甲不廢，則訓練以時，韜鈐（tāo qián 泛指兵書）日熟，家有干櫓（泛指武器），而人皆敵愾，縱胡馬南嘶，亦何至掉臂行數千里，無一城一壘攖其鋒者？而又何至紛紛召集，下哀痛勤王之詔也哉？故吾以為編保甲法習民兵，已逆知他日之必有靖康，而靖康之所以河決魚爛者，正以保甲之法壞，蒙其名而棄其實，額日廣而銳日銷，驅病婦弱子，張空弮以與餓豺狼鬥，而立碎於爪吻（嘴）之下耳。尚介甫之詛且詈乎！」（蔡氏著《年譜》引）嗚呼，此言可謂先得我心矣！保甲之法既廢，將兵之制複壞，宋欲不南，更可得耶？然則禍宋者，果荊公乎哉？抑溫公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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