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第三保甲(2)

第三保甲(2)

　　彥博等又以為土兵難使千里出戍。

　　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討黨項，豈非土兵乎？

　　帝曰：募兵專于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

　　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為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何如耳。將帥非難求，但在人主能察識而善駕禦之，則人材出而為用，不患無將帥，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矣。

　　帝曰：經遠之策，必當什伍其民，費省而兵眾，且與募兵相為用矣。

　　安石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久長計，募兵之法，誠當變革。

　　帝曰：密院以為必有建中之變。

　　安石曰：陛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疏陸贄，其不亡者幸也。

　　時有造作謠言，謂朝廷教練保甲，將徙之戍邊者。鄉民驚擾，或父子聚首號泣，或自殘傷以避團。韓維等請暫停以安民。

　　安石曰：乃者（從前）保甲，人得其願上番狀，然後使之，宜於人情無所驚疑。且今居藏盜賊及為盜賊之人，固不便新法。陛下觀長社一縣，捕獲府界劇賊為保甲迫逐出外者至三十人，此曹既不容京畿，又見捕於輔郡，其計無聊，專務煽惑。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勢率眾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任其自去來，即孰肯聽命？若以法驅之，又非人所願為。且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置官吏也？今宜遣官先諭上旨，然後以法推行之。

　　帝一日謂安石曰：曾孝寬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

　　安石曰：此事得于蔡駰，趙子幾使駰驗問，乃民因斫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窩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為便。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況保甲非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為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大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之驕志，且省財費，此國家長久之計也。

　　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

　　馮京曰：義勇已有指揮使，指揮使即其鄉里豪傑，今複作保甲，令何人為大保長？

　　安石曰：古者民居則為鄉，伍家為比，比有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閭胥，伍司馬即比長，第隨事異名耳。此三代六鄉六軍之遺法，其法見於書，自夏以來至周不改。秦雖決裂阡陌，然什伍尚如古制，此所以兵眾而強也。近代唯府兵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憲，而乃守五代亂亡之餘法，其不足以致安強無疑。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為可憂者，所見淺近也。

　　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番。

　　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為募兵者，大率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樸力（專心盡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

　　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

　　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向時拔起為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耳。

　　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安石曰：以兵強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強耳。

　　帝曰：保甲義勇芻糧之費，當預為之計。

　　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才養兵十之一二。

　　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于舊，強本之勢，未可悉減。

　　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為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且今保甲閱藝八等，勸獎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後就學。臣愚願期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必當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勸心也。

　　以上皆初設保甲時荊公廷辯之言。所以不憚冗遝而詳錄之者（所錄尚有刪節），一以此法為荊公精神所寄，宜有以傳之；一以《宋史》所載荊公政績，恒務為簡略，無以考見其立法之精意，惟兵志於此事，言之稍詳，更不可以不表而出之也。嗚呼！吾讀此而歎荊公識見之遠，憂國之誠，任事之勇，誠曠古而無其匹矣！夫服兵役者，國民對於國家至大之義務，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故士農工商，舉宜為兵，而萬不容於士農工商以外，別有所謂兵之一階級者存。使於士農工商以外別有所謂兵之一階級者存，則此階級必為藏垢納污之所，而其兵未有能用者也。宋以募兵之故，而致兵別為一階級，彼其積敝，當日諸賢言之既詳。然豈必遠征諸宋，即以近今之旗兵、綠營、防勇，其腐敗之跡，固已與我輩以共見矣。荊公欲清其病源，乃發明專用鄉民農民之義，此曾胡江羅之治湘軍所以能有功也。其言曰：「農民朴力一心聽令，緩急惟民兵足恃。」試番曾文正函牘中，其類此之言，不可悉數，蓋非實心治事而有經驗者，未易能見及此也。而其所以用之之法，則首在獎養之以禮義，而鼓舞之以名譽。夫曾羅諸賢之所以克建大業者，恃此而已。夫日本人所日日自誇炫以為大和魂，遂以屢奏奇捷使天下萬國瞠目而相視者，恃此而已。而中國自秦漢以後二千年間所稱賢士大夫，其能知之者有幾人耶？其能知之而複能行之者更有幾人耶？荊公當時所行諸新法中，惟保甲法所注心力尤多，而其受謗賈怨也亦最重。蓋其他諸法，大率專以便民，故非之者惟朝廷意氣之徒，民莫或和也。獨至保甲法以其與減兵交相為用也，故募兵從而怨之者一矣。以其職司警察以維治安也，則為盜者與藏盜者從而怨之者二矣。然此猶未足以為病也，乃其為法也，舉天下成年之壯夫，無貧無富，無貴無賤，而悉勞之以武事，範之以紀律，則夫不願從事而從而怨之者三矣。夫常人之情，好佚而惡勞，好放縱而惡束縛。況以中國數千年來久慣放任之人民，重以有宋中葉，紀綱蕩然，上下習於偷惰，以為成性，乃一旦欲取而銜勒之，勞其筋骨而張其負擔，民之以為厲己，固其所耳。故夫當時廷臣耳目所接，謂有斬指以避丁，聚首以號泣者，此實情理所宜有，未必純為虛構誣罔之詞也。雖然，此足以為保甲病乎？子產（春秋時鄭國政治家和思考家）有孰殺之歌，孔子有麛裘之謗，（像子產、孔子這樣的人物，行政之初也不被人們理解）凡一政黨改革之始，則必有多數人大感其苦痛者矣。緣是而遂廢法不行，則天下寧複有能革之弊耶？公之言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勢率眾而能令上下如一者。又曰：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此豈漫為法家專制之言哉？蓋政治之大原理，實如是也。夫所惡乎專制者，惡其病民病國而自以為利耳；若夫事之關於國利民福，而總攬主權者強制以執行之，則何惡之有？夫強國民以服兵役之義務，則正國家之所當有事也，其有抗焉，則是對於國家而行叛逆也。而荊公當時對於此輩，曾未嘗一懲艾焉，惟反復勸諭，且多為其途以誘導獎勸之使徐以自悟，吾但見其仁心之盎然而已。而議者乃反以為束淫之政，則甚矣群盲之論不足以為是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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