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第一省兵

第一省兵

　　荊公之政術（三）軍政

　　第一省兵

　　宋以養兵敝其國，擁百余萬之兵，所費居歲入三之二，而不能以一戰，稍有識者未嘗不盡焉憂之。然而卒莫之能革者。積重之勢，非豪傑不足以返之。而當時士大夫習于偷惰，其心力未有足任此者也。今請先述當時諸賢所論養兵之弊，次乃及荊公省兵之策（下所錄者雖頗冗長，然讀此方能知當時法之極敝，不得不變。又以見荊公保甲法與省兵相輔，而攻之者為無理取鬧也）。仁宗嘉祐間知諫院範鎮上書云：

　　今田甚曠，民甚稀，賦斂甚重，國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議者必曰以為契丹備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為寇者，金繒之利厚也。就使棄利為害，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又將焉用而預蓄養之以困民？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辟，田辟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而今以為難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

　　歐陽修亦論之云：

　　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幾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鬥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鬥戰，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遊惰；今之長大壯健者遊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增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

　　又云：

　　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遍，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梃而呼，群聚欲擊天子之命吏。無事之時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不得其術，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國被殺者八，長者不過十余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其主豈皆愚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不能者時也。當時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荊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加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孫，不過一再傳而複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奧（室內西南角）則隅壞，整其桷（jué 方形椽子）則棟傾，支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矩而為制度。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

　　蘇軾亦論之云：

　　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受錢代人服役）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複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于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複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舍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于養兵之費，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

　　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累累，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饋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鬥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jī diàn 都城、都城附近及其郊外一帶地區），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複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過半矣。

　　又云：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出兵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饋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干城之眾，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複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托于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

　　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益眾。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于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弈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複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複其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眾，如此縣官常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複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複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

　　讀此則當時養兵之積弊，其萬不能以不革也明矣。則范歐蘇諸公所建議者，乃即荊公後此所實行者也。而其必有待于荊公者，何也？則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難，天下大業，終非坐論者之所能了也。夫仁宗固優柔之主，不可以語於大計矣。若夫神宗則英斷天縱，宜若可輔之以行其言。然帝一議及實行，則群臣相率動色，莫敢負此責任矣。其首沮撓者則司馬光也，其言曰：

　　沙汰（揀選、淘汰）既多，人情皇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承平，紀綱素張，此屬恟恟（xiōng xiōng 嘈雜紛亂），亦無能為。然詔書一下，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務省事，複為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後不復可號令驕兵。若遂推行，則眾怨難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事可鑒者也。

　　溫公此論，殆可為當時反對黨之代表矣。問其理由，則不過慮驕兵之不可制，一省之遂激而為變，而務為姑息以養癰而已。使非有荊公，則此舉亦以築室道謀而廢耳。當帝與公議省兵也，帝曰：密院以為必有唐建中之變。公對曰：陛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變，以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疏陸贄，其不亡者幸也。今但當斷自聖心，詳立條制，以漸推行。帝意遂決。於是熙甯元年，詔諸路監司察州兵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軍者降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為民。尋又詔揀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升為大分，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也，至是免為民者甚眾，冗兵由是大省。二年，遂詔廢並諸軍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並為二百七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總兵之撥並者，馬步軍五百四十五營，並為三百五十五，而京師之兵，類皆撥並畿甸諸路及廂軍，皆總會畸零，各定以常額。自熙甯至元豐，歲有廢並甚眾，而增置武衛軍，嚴其訓練之法，不數年皆為精兵雲。

　　夫冗兵之當省，當時夫既盡人而知之，然而不敢發難者，謂懼兵之為變也。然以荊公毅然行之，匕鬯不驚（bǐ chàng bù jīng 匕、鬯是宗廟祭祀用物，宗廟祭祀不受驚擾。形容法紀嚴明），則其所謂可懼者安在？毋亦諸賢憚於興作，不肯負責任，不肯賈（招惹）勞怨，寧坐視國家之凋敝，而終不以己之爵位名譽嘗試于成敗不可知之數也。夫自為計則得矣，但不知國家果何取乎有此大臣也。治平間之兵，凡一百十六萬二千，至熙寧，省為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元豐稍有增置，亦僅為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蓋視前省其半矣。夫以荊公初執政，而能省宮廷費及其他冗費十之四，執政十年，而能次第省冗兵十之五，此其魄力之雄偉果毅，豈複可以測度耶！而其任事之艱貞勞瘁，亦可以想見矣。夫此二者，皆當時言論家所日日鼓舌以談之者也。談之而不能行，荊公行焉，則又從而詆之，其可謂無人心者也。而後之論史者，於此偉績，熟視若無睹焉，其可謂無目者也。荊公所省之兵，《宋史·兵志》詳臚其廢並之跡，以建隆以來之制與熙寧以後之制兩兩比較，學者欲知其細，可以覆視，今弗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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