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第五募役法(2)

第五募役法(2)

　　嗚呼！吾讀條例司及司農寺所擬役法條目，而歎荊公及其僚屬，真所謂體大思精，可以為立法家之模範矣！夫差役之病民，既已若被其甚，則勢不能以不革明矣。然前此諸役，固有其煩苛而可以逕蠲（juān 免除）之者，亦有其為國家所必需而不能蠲之者。

　　今熙寧新法，於其可蠲者而既已蠲之矣，（即條例司原議所謂如部水陸運以下今當省使無費者是也），其不可蠲者既不復以役諸民，又不能以不役民之故而廢其事，則不得不由國家募民之願充者以充之，此事理至易見者也。然既募充矣，則非複義務的性質，而變為合意契約的性質，非有報酬，而孰肯為之？然國家者，非能如私人之自有財產也，其有所需，則取諸民而已。而此等義務，人民本已負之者既數十年，徒以立法不善，故樸願而弱者益病，黠而豪強者倖免。今因其固有之義務而修明之，易征徭之性質為賦稅之性質，視前非有所增也。此免役錢所以為衷乎理也，而其徵收之也，以財產之高下列為等第，富者所征較重，貧者所征愈微，其尤貧者，則盡豁免之，此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各國之收所得稅，凡人民之收入少而僅足以維持其生計者不稅，其有羨則稅之（日本之法，所得在三百圓以下者不稅，以上則稅之。各國定限不同，意則同一）。而其稅之也，定其等級比例而累進之（日本之法，所得三百圓以上者千分稅十五。百圓以上者，千分稅十二。一千圓以上者，千分稅十五。如是凡分為十一等，直至十萬圓以上者，千分稅五十五，此其大較也。他國略類是）。

　　此實極均平之課稅法，而各國財政學家所最稱道也。乃荊公當數百年前各國未發明此法之時，而所定與之暗合，所謂計產業若家資貧富之上下，分為等第，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者是也。豪族僧侶，不供賦役，而國家一切負擔，盡責諸弱而無力之平民，此歐洲中世以來之弊政。而法國之大革命，與夫近百年來歐洲諸國之革命，其動機之泰半，皆坐是也。荊公痛心疾首於此等不平之政，不憚得罪於巨室，而毅然課彼輩以助役錢，此歐洲諸國流億萬人之血乃得之者，而公紆籌於廟堂，頃刻而指揮若定也。夫其立法之完善而周備，既若是矣，猶不敢自信，乃揭示一月民無異辭，然後著為令。而其行之也，又不敢急激，先施諸一兩州，候其成就，乃推之各州郡。所謂勞謙君子有終吉者非耶？自此法既行，後此屢有變遷，而卒不能廢。直至今日，而人民不復知有徭役之事，既語其名亦往往不能解，伊誰之賜？荊公之賜也。公之此舉，取堯舜三代以來之弊政而一掃之，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也。吾儕生今日，淡焉忘之久矣！試一觀當時諸人所述舊社會顛沛杌隉（wù niè困厄不安）之情形，又考歐洲中世近世之歷史，見其封建時代右族僧侶朘削（juāｎｘｕē 剝削）平民之事實，兩兩相印證，則夫對於荊公，宜如何屍祝（崇拜）而膜拜者？而乃數百年來，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至今猶曰迂闊也，執拗也，苛酷也，甚者則曰營私也，僉壬（qiān rén 小人）也。嗚呼，我國民之薄于報恩，可以慨矣！

　　當時立法者之言曰：今所寬優皆村鄉樸願不能自達之窮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併能致人言之豪右，知新法之行，不便彼輩，而撓之者必眾矣。果也當時所謂士君子者交起而攻之，而其所持之理由，則不外出於自利。今略舉一二：

　　蘇轍之言曰：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蘇軾之言曰：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又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于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神宗嘗與近臣論免役之利，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嗚呼，當時之攻新法者，其肺肝如見矣！如二蘇，認鄉民之服役為天經地義而不可拔，此陷溺於階級制度之陋俗，以為天之生民生而有貴賤也。法國大革命時之貴族、俄國現今之貴族，皆持此論以自擁護其不正之權利，而不意吾國所謂賢者乃若此也！夫在今日，無論中國外國，皆無所謂役人，無所謂用鄉戶者矣。是得毋不以五穀而得食，不以絲麻而得衣耶？東坡見此，其將何說之辭！況東坡所痛恨於免役者，徒以廚傅蕭然無以供從官于四方者之取樂雲爾。如其所言，以此飾太平之盛觀，夫盛則誠盛矣，曾不記吾民緣此，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棄田與人以免上等，非分求死以就單丁者乎？曾不記吾民緣此，而不敢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乎？夫以少數官吏取樂之故，而使多數人民離析凍餒祈死惟恐不速，是直飲人之血以為樂耳！是豺狼之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諸口？不意號稱賢士大夫者，靦然言之，而數百年之賢士大夫且附和焉！以集矢於為民請命之誼辟哲相，吾有以見中國之無公論也久矣！至如文潞公所言，尤有深可駭者，曰：「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信如後言，則盡戕奪百姓之生命財產，以求容悅于士大夫者，其得非郅治（zhì zhì 大治）之極也耶？吾請正告天下後世之讀史者曰：荊公當時之新法，無一事焉非以利民，亦無一事焉非不利於士大夫。彼士大夫之利害與人民之利害固相衝突者也。今吾輩所能考見者，則當時士大夫之言也。其人民之言，則無一而可考見者也。而欲摭一面之詞以成信讞，則其冤豈直莫須有雲爾哉！夫免役則其一端而已。

　　當時造作言說以相謗訕者不可殫紀。據《文獻通考》載有同判司農寺曾布條奏辯詰之文，則夫謗者之虛構誣詞與夫不審情實而漫為揣測者，皆可以見。今錄其略云：

　　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為非。義況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厘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為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

　　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為專典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為近邊奸細之人應募，則焚廩燒倉，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鬥，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若用他物准直為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為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為，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為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為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余萬，所輸緡錢七十萬耳。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財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為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為功，此臣所未諭也。

　　觀此則知當時之謗者，皆務揚惡而隱善，又於變法前之利病，與變法後之利病，未嘗一比較而權其輕重，其言悉為意氣之私，而非義理之公。夫免役則其一端而已。及神宗殂落，司馬溫公執政，首罷募役法，複差役法。而前此攻新法最力之範堯夫，則謂差役之事當熟講，不然，滋為民害矣。前此以差用鄉戶比諸絲麻五穀之蘇子瞻，又極言役可雇不可差，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且謂農民應差，官吏百端誅求，比於雇役苦樂十倍矣。同是一人也，而前後十餘年，其言論之相反如此，豈非前者駭於其所未經見，及成效卓著，乃始不得不從而心折耶？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以堯夫、子瞻之賢，而其識乃不過與黎民凡人同科，則荊公概目之為流俗，豈得曰誣。然堯夫、子瞻，悟前說之非而幡然以改，終不失為君子之過。獨怪彼司馬溫公者，當荊公未行此法以前，已極言差役之弊，首倡募役之說。及其繼相，乃聽一僉壬反覆之蔡京，以盡反故相之所為，且並棄前此己所持說而不顧焉，謂其惡功名之不出自我，而傾人以自快取私耶！以溫公之賢，吾固不敢以此疑之，然舍此以外，吾又不能得其居心之何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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