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執政前之荊公（下）(4)

執政前之荊公（下）(4)

　　（按）讀此則夫公後此之執政，其見掎齕（jǐ hé 中傷）於流俗也。公固計之夙矣，其百折而不悔，則公之能踐其言也。惜乎仁宗之不足以語於此也！夫以範文正之執政，所變革者不過二三節目而已。然猶以不見容於僥倖之人，僅三月而去其位。仁宗之優柔寡斷，蓋可知矣。而公則雖不聽而反覆言之，豈所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孟子每次見齊王，都會向他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沒有人向他這樣尊敬大王）耶！

　　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脫字）於刀筆之閑，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略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quán quán 忠心耿耿貌）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按）此文為秦漢以後第一大文。其稍足方之者，惟漢賈生之《陳政事疏》而已。然賈生所言，大半皆為人主自保其宗廟社稷之計，其論國事民事者，又往往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豈若公此書廓然大公，責天子以為國民忠僕，而正本清原，一一適於道者耶？李商隱詩曰：「公之斯文若元氣」，此足以當之矣。先是範文正公應詔條陳十事，所援《易》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甚切。謂國家革五代之亂，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上，民困於下，不可不更張以救之，此其所見，殆與公同。而盈廷已沸起而與之為難，仁宗莫能右也。夫豈獨仁宗之過而已，流俗狃于其所安，習非勝是，雖有雷霆萬鈞之力，往往莫得而奪矣。嘗讀公《與司馬諫議書》曰：「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尚。」當時社會之心理，可以見矣。而獨于仁宗乎何尤？漢文之于賈生，宋仁之于荊公，蓋極相類。賈生不遇而以憂卒，荊公得神宗而事之，故彼僅以文章顯，而此能以事業著。然以荊公之遇神宗，而所成就者乃僅若是，則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自荊公見詬病於當時，數百年訖今而莫之白，而習於苟且，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者，為世之所稱尚，而中國遂千年如長夜，僅留此文為射策者（應試者）諷籀（誦讀）撏扯（xián chě 率意割裂取用他人文章、著作）之資，悲夫！

　　此書既不上省，至嘉祐五年，複上陳《時政疏》云：

　　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滅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艱險窘迫）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形容很多百姓）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材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維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激憤的樣子）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複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准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勤求不休止）乎？《書》曰：「若藥不瞑眩（用藥後產生頭暈目眩的反應），厥疾弗瘳（病癒）。」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致命疾病）為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臣既蒙陛下采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此書亦本前書之意而反復陳說之，然其詞愈危，其志愈苦矣。蓋公實怵於當時累卵（堆疊的蛋，比喻極其危險）之勢，不能坐視，而以仁宗之猶足以為善，而冀其庶幾改之也。然仁宗亦既耄，更不能用，越二年而遂崩矣。

　　（考異四）邵伯溫《聞見錄》云：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碟盛釣餌藥置幾上，安石食盡之。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詭詐之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蔡氏上翔曰：人臣侍君賞花釣魚，天威咫尺，朝士並列，一釣餌也。內侍既以金碟盛之，夫人皆知其為釣餌也，焉有誤食之王安石，而又為天子親見之者哉！夫以天子親見之，而必待明日為宰輔言之，豈其有所畏于安石而不敢言耶？且由是常不樂之，又何故隱忍不堪至此？且一釣餌也，安石既知其誤矣，必食之盡以行詐，其詐術安在？君亦必以食之盡而後知其詐，其說又安在？君既以此不樂於其臣，臣複以此大怨於其君，以至他日撰《日錄》，薄仁廟尤甚，何邵氏造謗，一至此極！按蔡氏所駁，可謂如快刀斷亂麻。此等小節，本不足辨，所以錄之者，以荊公之純潔精白，而謗者以詐誣之，則雖有善言善行，皆抹殺於一詐字矣，天下尚有公論耶？

　　（考異五）當熙豐間，舉朝與荊公之新法為難，而從未有詆及荊公之人格者。其有之，則自世所傳蘇洵之《辨奸論》始也。其言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曰：王衍盧杞合為一人。曰：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興造作言語，私立名字。曰：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曰：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曰：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惡，豎刁、易牙、開方是也。其言極醜詆，無所不至。近世李穆堂始證其偽，其書《辨奸論》後云：老泉《嘉祐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見，今行世有《辨奸》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稱老泉能先見荊公之誤國。其文始見於《邵氏聞見錄》中。

　　《聞見錄》編於紹興二年，至十七年，沈斐編《老蘇文集附錄》二卷，有載張方平所為《墓表》，中及《辨奸》。又東坡《謝張公作墓表書》一通，專序辨奸事。竊意此三文皆贗作，以當時情事求之，參差不合。按墓表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言語，至以為幾于聖人。歐陽修亦已異之，勸先生與游，而安石亦願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而《聞見錄》敘《辨奸》緣起，與《墓表》正同，其引用之耶？當明言《墓表》云云，不當作自敘語氣。其暗合耶？不應詞句皆同。考荊公嘉祐之初，未為時所用，党友亦稀。嘉祐三年，始除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並未施行。明年命修起居注（帝王言行錄），辭章八九上，始受知制誥，旋忤執政，遂以母憂去，終英宗之世召不赴，乃雲嘉祐初党友傾一時，誤亦甚矣。以荊公為聖人者，神宗也。命相之制辭，在熙寧二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所及聞也。（中略）

　　若夫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以為顏淵孟軻複出，則荊公本傳與荊公全集具存，並無此事。荊公執政之後，或有依附之徒，而老泉已沒，匪能逆知。若老泉所及見之荊公，則官卑跡遠，非有能收召之力，吾不知所謂好名而不得志者果何人。

　　夫人之作奸，必有所利而為之。荊公生平，以皋夔稷契自命，千駟弗視，三公不易，此天下所共信者，複何所為而為奸？彼誠見夫宋之積弱，然不可以終日，而公卿大臣，如處堂之燕雀，晏然自以為安，不得不出而任天下之事，而又幸遭大有為之主，遂毅然相與立制度變風俗，排眾議而行之，凡以救國家之弊，圖萬世之安，非有絲毫自私自利之意。其術即未善，而心則可原，曾何奸之有哉！又云：餘少時閱俗刻本《老泉集》，嘗書其《辨奸論》後，力辯其非老泉作，覽者猶疑信參半，欲得宋本參考之，而購求多年，未之得也。

　　蓋馬貴與《經籍考》列載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稱嘉祐，書名既異，又多至二十餘卷，意必有後人贗作，闌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張鏜翻刻巡按禦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書名卷帙，並與《經籍考》同，而諸論中獨無所謂《辨奸論》者，乃益信為邵氏贗作，確然無疑。而又歎其心勞日拙，蓋偽固未有不破者也。余按穆堂此文可謂溫渚然犀（傳說晉代溫嶠至牛渚磯，燃犀角洞悉水中怪物。喻燭照萬物），物無遁形。蔡氏上翔引申之，凡數萬言，其確證《辨奸》及《墓表》之偽，更足令人呼快。今以文繁不具引。夫明允非聖人，就令其嘗為此文以詆荊公，亦何足為荊公病！然偽者自偽，不得以為真也。邵氏之流，以誣荊公者並誣明允，其鬼蜮之醜態，吾實無以測之，獨恨後之編史者，悉奉此等讕言（沒有根據的話）以為實錄，而沉沉冤獄，遂千古而莫伸也，吾亦安能已於言哉？

　　（考異六）朱子《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云：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按此文亦見《邵氏聞見錄》，而朱子采之，其誕妄俚陋，不值識者一笑。康節即前知，而杜鵑豈前知哉？蓋緣當時小人儒疾荊公已甚，而又各有其所崇拜之人，因托於其所崇拜者先見之言以自重。此濂溪之三謁不見，老泉之辨奸，康節之聞杜鵑，所由來也。

　　考《宋史·司馬光傳》言神宗嘗問光：近相陳升之外議雲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此言褊陋媢嫉，稍知大體者，當不能出諸口。其果溫公有此言，或謗者依託溫公，未之敢斷。然即此可見當時之小人儒，其南北門地之見甚重。荊公以南人驟入相，北人妒焉，此又天津聞杜鵑之說所由來也。而此等謬種流傳，直至今日，變本加厲，以成省界，而妨及國家之統一，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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