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荊公之時代（上）

荊公之時代（上）

　　自有史以來，中國之不競未有甚于宋之時者也。宋之不競，其故安在？始焉起于太祖之猜忌，中焉成於真仁之泄遝（懈怠），終焉斷送於朋黨之擠排。而荊公則不幸而丁夫其間，致命遂志以與時勢抗，而卒未能勝之者也，知此則可與語荊公矣。

　　宋藝祖之有天下，實創前史未有之局。何以言之？昔之有天下者，或起藩封，或起草澤，或以征誅，或以篡禪。周秦以前，其為天子者，大率與前代之主俱南面而治者數百年，不必論矣。乃若漢唐之興，皆承大亂之余，百戰以剪除群雄，其得之也甚艱，而用力也甚巨。次則曹操、劉裕之儔，先固嘗有大功於天下，為民望所系，即等而下之，若蕭道成、蕭衍輩，亦久立乎人之本朝，處心積慮以謀此一席者有年，羽翼已就，始一舉而獲之。惟宋不然，以區區一殿前都檢點，自始未嘗有赫赫之功也，亦非敢蓄異志覬非常也。陳橋之變，醉臥未起，黃袍已加，奪國于孤兒寡婦手中，日未旰（gàn 晚）而事已畢。故其初誓諸將也，曰：「汝等貪富貴，立我為天子，我有號令，汝等能稟乎？」蓋深憚之之詞也。由此觀之，前此之有天下者，其得之皆以自力，惟宋之得之以他力。夫能以他力取諸人以予我者，則亦將能以他力奪諸我以予人。藝祖終身所惴惴者惟此一事；而有宋積弱之大原，皆基於是矣。

　　以將士擁立天子，創于宋。以將士劫天子而擁立帥，則不起于宋而起于唐。唐代諸藩鎮之有留後也，皆陳橋之先聲，而陳橋之役，不過因其所習行者加之厲而已。夫廢置天子而出於將士之手，其可畏固莫甚焉。即不然，而將士常得有所擁以劫天子，則宋之為宋，固不能一日而以即安。宋祖有怵於此，故篡周以後，他無所事，而惟以弱其兵弱其將為事。夫藩鎮之毒天下，垂二百年，摧陷而廓清之，孰雲非當？然誼辟之所以處此，必將有道矣，導之以節制，而使之為國家捍城。古今中外之有國者，未聞有以兵之強為患者也。宋則不然，汲汲焉務弱，舉國之民，以強君主之一身，曾不思舉國皆弱而君主果何術以自強者。宋祖之言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而不計寢門之外，大有人圖儂焉。夫宋祖之所見則限於臥榻而已，此宋之所以為宋也。

　　漢唐之創業也，其人主皆有統一宇內澄清天下之遠志。宋則何有焉？五季諸鎮，其芟夷（shān yí 剷除）削平之功，強半在周世宗，宋祖乃晏坐而收其成。所餘江南蜀粵，則其君臣弄文墨恣嬉遊，甚者淫虐是逞，人心解體，兵之所至，從風而靡。其亡也，乃其自亡，而非宋能亡之也。而北有遼，西有夏，為宋室百年之患者，宋祖未嘗一留意也。謂是其智不及歟，殆非然，彼方汲汲於弱中國，而安有餘力以及此也。

　　自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為國史前此未有之恥辱，及周世宗，幾雪之矣。顯德六年，三關之捷，契丹落膽，使天假世宗以期年之壽，則全燕之光復，意中事也。即陳橋之役，其發端固自北伐，其時將士相與謀者，固猶曰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出征也。使宋祖能乘契丹凋敝震恐之時，用周氏百戰之兵以臨之，劉裕桓溫之功，不難就也。既不出此，厥後曹翰獻取幽州之策，複以趙普一言而罷。夫豈謂幽州之不當取不可取，懼取之而唐代盧龍、魏博之故轍將複見也。（王船山《宋論》之言如此，可謂知言。）自是以後，遼遂是夜郎自大以奴畜宋人。太宗北伐，傾國大舉，而死傷過半。帝中流矢，二歲而創潰以崩。乃益務寢兵，惟戢首貼耳悉索敝賦以供歲幣。真宗澶淵之役，王欽若請幸江南，陳堯叟請幸蜀，使非有寇萊公，則宋之南渡，豈俟紹興哉。然雖有一萊公，而終不免於城下之盟。至仁宗時，而歲幣增於前者又倍，遼之病宋也若此。

　　李氏自唐以來，世有銀夏，阻于一方，服食仰給中國，翹首而望內屬之日久。及河東既下，李繼捧遂來歸，既受之使移鎮彰德。苟乘此時，易四州之帥，選虎臣以鎮撫之，鼓厲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尚武之邊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圖功名，宋自此無西顧憂矣。乃太宗趙普，襲藝祖之故智，誓不欲以馬肥士勇，鹽池沃壤付諸矯矯之臣，坐令繼遷叛歸，而複縱繼捧以還故鎮，徒長寇而示弱。故繼捧北附於契丹，繼遷且偽受降以緩敵。及元昊起，而帝制自雄，虔劉西土，不特掣中國而使之不得不屈于北狄，乃敢援例以索歲幣，而宋莫之誰何。以大事小，為古今中外歷史所未前聞。夏之病宋也若此。

　　夫當宋建國之始，遼已稍瀕於弱，而夏尚未底于強。使宋之兵力稍足以自振，其於折箠以鞭笞之也，宜若非難。顧乃養癰數十年而卒以自敝者，則藝祖獨有之心法，務弱其兵弱其將以弱其民。傳諸後昆，以為成法，士民習之，而巽懦（xùn nuò 卑順、怯懦）無勇，遂為有宋一代之風氣。迨真仁以還，而含垢忍辱，視為固然者，蓋已久矣。而神宗與荊公，即承此極敝之末流，荷無量之國仇國恥於其仔肩，而蹶然以興者也。

　　夫吾所謂宋祖之政策，在弱其兵弱其將以弱其民者，何也？募兵之惡法，雖濫觴于唐，而實確定于宋。宋制總天下之兵，集諸京師，而其籍兵也以募，蓋收國中獷悍失職之民而畜之。每乘凶歲，則募饑民以增其額。史家頌之曰：「此擾役強悍銷弭爭亂之深意也。」質而言之，實則欲使天子宿衛以外，舉國中無一強有力之人，所謂弱其民者此也。其邊防要郡，須兵防守，皆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將帥之臣，入奉朝請，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史家美之曰：「上下相維（連結），內外相制，等級相軋（排擠、打壓），雖有暴戾恣睢（bào lì zì suī兇殘任意妄為），無所厝（cuò置）於其間。」質而言之，則務使將與卒不相習，以防晚唐五代藩鎮自有其兵之患，所謂弱其將者此也。夫弱其民弱其將，宋祖之本意也；弱其兵，則非必宋祖之本意也。然以斯道行之，則其兵勢固不得以不弱。夫聚數十萬獷悍無賴之民，廩之於太官，終日佚遊，而累歲不親金革，則其必日即於偷惰而一無可用，事理之至易睹者也。況乎宋之為制，又沿朱梁盜賊之陋習，黔其兵使不得齒于齊民，致鄉黨自好之良，鹹以執兵為恥。夫上既以不肖待之矣，而欲其致命遂志，以戮力于君國，庸可得邪？所謂弱其兵者此也。夫既盡舉國之所謂強者而以萃諸兵矣，而兵之至弱而不足恃也固若是；其將之弱，又加甚焉。以此而驅諸疆場，雖五尺之童，猶知其無幸。而烽火一警，欲齊民之執干戈以衛社稷，更無望矣。積弱一至此極，而以攝乎二憾之間，其不能不靦顏（tiǎn yán 厚顏）屈膝以求人之容我為君，亦固其所。而試問稍有血氣之男子，其能坐視此而以一日安焉否也？

　　國之大政，曰兵與財。宋之兵皆若此矣，其財政則又何如？宋人以聚兵京師之故，舉天下山澤之利，悉入天庾以供廩賜，而外州無留財。開國之初，養兵僅二十萬，其他冗費，亦不甚多，故府庫恒有羨餘。及太祖開寶之末，而兵籍凡三十七萬八千。太宗至道間，增而至六十六萬六千。真宗天禧間，增而至九十一萬二千。仁宗慶曆間，增而至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其英宗治平間及神宗熙甯之初，數略稱是。兵既日增，而竭民脂膏以優廩之，歲歲戍更就糧，供億無藝（供給沒有限度）。宗室吏員之受祿者，亦歲以增進。又每三歲一郊祀，賞賚（lài 賞賜）之費，常五百余萬。景德中郊祀七百余萬，東封八百余萬，祀汾上寶冊（帝王上尊號或冊封的詔冊）又百二十萬，饗明堂且增至一千二百萬。蓋開寶以前，其歲出入之籍不可詳考，然至道末，歲入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猶有羨餘。不二十年，至天禧間，則總歲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總歲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及治平二年，總歲入一萬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總歲出一萬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而臨時費（史稱為非常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夫宋之民非能富於其舊也。而二十年間，所輸賦增益十倍，將何以聊其生。況乎嘉祐治平以來，歲出超過之額，恒二千余萬。洎（jì到）荊公執政之始，而宋之政府及國民，其去破產蓋一間耳。而當時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嘵嘵然（xiāo xiāo　rán 亂嚷亂叫的樣子）責荊公以言財利。試問無荊公之理財，而宋之為宋，尚能一朝居焉否也？

　　當時內外形勢之煎迫，既已若是，而宋之君臣，所以應之者何如？真宗侈汰，斫（zhuó 摧殘、傷害）喪國家之元氣，不必論矣。仁宗號稱賢主，而律以《春秋》責備賢者（《春秋》書中對賢者要求甚高）之義，則雖謂宋之敝始于仁宗可也。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曰（《宋論》卷六）：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而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五十萬於契丹，而俯首自名，猶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繒（zēng絲織品）幣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台諫，胥（xū 全部）在廷在野，賓賓嘖嘖（形容說話喧擾），以爭辯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鷙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洛，其不為石重光者幾何哉。

　　平心論之，仁宗固中主而可以為善者也，使得大有為之臣以左右之，宋固可以自振。當時宰執，史稱多賢，夷考其實，則凡材充牣（rèn 滿），而上駟（上等馬。比喻傑出者）殆絕。其能知治體有改弦更張之志者，惟一范仲淹。論其志略，尚下荊公數等，然已以信任不專，被間以去。其餘最著者，若韓琦，若富弼，若文彥博，若歐陽修輩，其道德學問文章，皆類足以照耀千古，其立朝也，則於調燮宮廷，補拾闕漏，雖有可觀，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當此內憂外患煎迫之時，其於起積衰而厝國于久安，蓋未之克任。外此袞袞（這裡指眾多官僚）以迄蚩蚩（這裡指無知庶民），則酣嬉太平，不復知天地間有所謂憂患。賈生所謂抱火厝諸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也。當此之時，而有如荊公者，起而擾其清夢，其相率而仇之也亦宜。荊公之初侍神宗也，神宗詢以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公退而具劄子以對，其言曰：

　　（前略）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宦；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于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于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後略）。

　　其論當時之國勢，可謂博深切明，而公所以不能不變法之故亦具於是矣，故其《上仁宗書》亦雲（節錄，全文別見第七章）：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莫敢與之抗者。……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趨過（苟且度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者固知其將必亂矣。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于夷狄者二百餘年。……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

　　嗚呼，仁宗之世，號稱有宋全盛時代，舉國歡虞如也。而荊公憂危之深，至於如此，不惜援晉武以方其主，而懼中國之淪于夷狄，公果杞人乎哉？嗚呼，靖康之禍，公先見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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